永远的“笳吹弦诵”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1937年10月，借助于报纸公告、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获得信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赶往长沙报到。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上午9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校史上加了个括号——实在也无处可躲。作者的本意是，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我则理解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就在这连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历史学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具体到部分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原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学1937年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为例，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2/3。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抗战中，中国大批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而绝大多数大学的迁徙活动，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像西南联大那样暂驻长沙，而后迁往昆明，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校址原在上海吴淞镇北，抗战八年间，辗转内迁六次：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李庄。而国立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的浙大，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氛围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正因如此，浙大人对贵州心存感激，南归之前，专门以校长竺可桢的名义立碑纪念。
　　当然，抗战中内迁大学之立碑纪念，最著名的，还属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具体谈论的是西南联大，但碑文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归的欢欣与赞叹，属于全体内迁高校的师生。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唯一可比较的，是苏联的诸多学校。康斯坦丁诺夫等编的《苏联教育史》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上万高年级学生、教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为了保护儿童，政府将靠近前线的幼儿园和小学撤退到后方。至于学校课堂则是“讲授的内容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并设立了战时防御题目的讲授”。毫无疑问，高等院校与卫国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及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方。”而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后的第八天，一批苏联的大学教授来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重建医学院，第二年便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苏联卫国战争中，与西南联大的遭遇最为相似的，莫过于莫斯科大学。“就在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莫斯科大学）就有数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职工投笔从戎，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不久，又有物理系、历史系的师生数百人上前线。整个战争期间，该校有3000多人参加苏联红军，许多人牺牲在战场。而留在学校里的专家，则“彻底修订了科研工作计划，把一些有关和平建设的课题取消了，而把具有国防意义的课题放在首位”。莫斯科大学具体的迁徙行程是：1941年10月开始，大部分师生迁到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复课；1942年夏季，战局不利，又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随着苏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1943年春，莫大胜利回迁莫斯科。换句话说，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许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批的大学生（更不要说教授）入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面对各方激烈争议，教育部不为所动，他们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他们则应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834人，牺牲5人。实际上，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太大牺牲。
　　（樊 鑫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