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病杂忆

　　对 口

　　那年我还小，记不清是几岁了。我母亲故去后，父亲晚上带着我睡。我觉得脖子后面不舒服，父亲拿灯照照，肿了，有一个小红点；半夜又照照，有一个小桃子大了；天亮再照照，有一个莲子盅大了。父亲说：“坏了，是对口！”

　　“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杀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那成什么样子！

　　父亲拉着我去看张冶青。张冶青是我父亲的朋友，是西医外科医生，但是他平常极少为人治病，在家闲居。他叫我趴在茶几上，看了看，哆哆嗦嗦地找出一包手术刀，挑了一把，在酒精灯上烧了烧。这位张先生，连麻药都没有！我父亲在我嘴里塞了一颗蜜枣，我还没有一点准备，只听得“呼”的一声，张先生已经把我的对口豁开了。他怎么挤脓挤血，我都没看见，因为我趴着。他拿出一卷绷带，搓成条，蘸上药——好像主要就是凡士林，用一个镊子一截一截塞进我的刀口，好长一段！这是我看见的。我没有觉得疼，因为这个对口已经熟透了，只觉得往里塞绷带时怪痒痒的。都塞进去了，发胀。

　　我的蜜枣已经吃完了，父亲又塞给我一颗，回家！

　　张先生嘱咐第二天去换药。把绷带抽出来，再把新的蘸了药的绷带塞进去。换了三四次。我注意到塞进去的绷带越来越短了。不几天，就收口了。

　　张先生对我父亲说：“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声！”干吗要哼呢？我没怎么觉得疼。

　　以后，我这一辈子在遇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病痛时，很少哼哼。难免要哼，也不是死去活来，以免弄得别人手足无措、惶惶不安。

　　我的后颈至今还落下了个疤瘌。

　　衔了一颗蜜枣，就接受手术，这样的人大概也不多。

　　疟 疾

　　我每年要发一次疟疾，从小学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准季节。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时候，就快来了，等着吧。

　　有青年作家问爱伦堡：“头疼是什么感觉？”他想在小说里写一个人头疼。爱伦堡说：“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头疼过，那你真是幸福！头疼的感觉是没法说的。”中国（尤其是北方）很多人是没有得过疟疾的。如果有一位青年作家叫我介绍一下患疟疾的感觉，我也没有办法。起先是发冷，来了！大老爷升堂了——我们那里把疟疾开始发作叫“大老爷升堂”，不知是何道理。赶紧钻被窝，冷！盖了两床厚棉被还是冷，冷得牙齿“嘚嘚”地响。冷过了，发热，浑身发烫，而且剧烈头疼。有一首散曲咏疟疾：“冷时节似冰凌上坐，热时节似蒸笼里卧，疼时节疼得天灵破，天呀天，似这等寒来暑往人难过！”反正，这滋味不大好受。好了！出汗了！大汗淋漓，内衣湿透，遍体轻松，疟疾过去了，“大老爷退堂”。擦擦额头上的汗，饿了！坐起来，粥已经煮好了，就一碟甜酱小黄瓜，喝粥，香啊！

　　杜牧诗云：“忍过事堪喜。”对于疟疾也只有忍之一法。挺挺，就过来了，也吃几剂汤药（加减小柴胡汤之类），不管事。发了3次之后，都还是吃“蓝印金鸡纳霜”（即奎宁片）解决问题。我父亲说我是阴虚，有一年让我吃了好些海参。每天吃海参，真不错！不过还是没有断病根。一直到1939年，生了一场恶性疟疾，我身体内部的“古老又古老的疟原虫”才跟我彻底告别。

　　恶性疟疾是在越南得的。我从上海坐船经香港到河内，再乘火车到昆明去考大学。到昆明寄居在同济中学的学生宿舍里。住了没有几天，病倒了。同济中学的那个学生把我弄到他们的校医务室，验了血，校医说我血里有好几种病菌，包括伤寒病菌什么的，叫赶快送医院。

　　到医院，护士给我量了量体温，体温超过40摄氏度。护士二话不说，先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我问：“要不要写遗书？”

　　护士嫣然一笑：“没事，是怕你烧得太厉害，人受不住！”

　　抽血，化验。

　　医生看了化验结果，说有多种病菌潜伏，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开了注射药。过了一会儿，护士拿了注射针剂来。我问：“是什么针？”

　　“606。”

　　我赶紧声明，我生的绝对不是梅毒，我可从来没有……

　　“这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奎宁、阿脱平，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

　　606和疟原虫、伤寒菌，还有别的不知什么菌，在我的血管里混战一场，最后是606胜利了。病退了，但是人很“吃亏”，医生规定只能吃藕粉。藕粉这东西怎么能算是“饭”呢？我对医院里的藕粉印象极不佳，并从此在家里也不吃藕粉。后来可以喝蛋花汤，蛋花汤也不能算饭呀！

　　我要求出院，医生不准。我急了，说：“我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让我出院，那怎么行！”

　　医生同意了。

　　喝了一肚子蛋花汤，晕晕乎乎地进了考场。天可怜见，居然考取了！

　　自打生了一次恶性疟疾，我的疟疾就除了根，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复发过。也怪。

（作者：汪曾祺 来源：江苏文艺出版社《旧人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