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

母亲在昏迷了七天七夜之后走了。

　　她在世上活了73年，已经是外祖父家族里最长寿的人了。

　　外婆51岁就猝死了。那年，她一听到崖头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地主张义立即来大队接受批斗”的命令，浑身便开始筛筛子般地战栗。她年轻时从万家村嫁到这户老实人家里，带孩子，为雇工做饭，看着高大的丈夫领着几个长工起早贪黑地种地拉货，慢慢添了田地，置了十几头高脚牲口。往往等丈夫和伙计吃饱后，她才和几个孩子就着剩菜吃几口。她盼望着一家人过上好光景，自己就能松口气，享享清福了。突然间乾坤倒转，丈夫被打上了“地主”的烙印，一家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也被瓜分了——张家人沉入地狱，成为人见人嫌的罪人。一家人呆呆地守在三孔窑洞里，丈夫沉默不语，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女儿嫁不出去，儿子没有前途，她眼前只有绝望。我至今不知道外婆的名字，本以为随时可以问母亲，不料母亲就这样离世了，已经没有人知道老人家的名字了。

　　母亲被渴望晋升的军官丈夫抛弃后，外婆一夜之间变老了。她为大女儿和两个孙子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齐刷刷地白了。咋办呢？咋办呢？她念叨着。

　　外婆走后，外祖父就更沉默了。在我的记忆里，劣质旱烟冒出的烟味，罩住了绛中村那间破败的窑洞，不时会从窑洞深处的床板上传来长长的叹气声。母亲和我的两个姨一脸愁容，坐在炕上一针又一针地纳着鞋底。异样的气氛里，我大气都不敢出。

　　一家人仿佛与世隔绝了。偶尔来个人，也是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走来走去也就几家老亲戚，过年过节说几句客套话。和外面的联系就靠窑洞顶上的大喇叭，威风凛凛的干部会站在崖头，生硬地吆喝外祖父和我两个舅舅：拿上铁锨收拾牲口棚了！赶紧出来浇地！

　　因为终日郁郁寡欢，外祖父得了气鼓病，肚子大得如同碌碡。无钱治病，只能一天天拖着。冬天里，公社干部大兴土木，征调气喘吁吁的外祖父筑墙，严寒里他吸入冷气，大口大口地吐血。姨出嫁了，舅舅分开过了，外祖父独自躺在老窑洞里挨着日子。

　　1976年夏天，母亲利用晌午的歇息时间，用架子车将老人家接到家里。外祖父躺在轮椅上，整天眯着眼不言语，我把饭端过去，他接过去三两下吃完，把碗放在地上。我没话跟他说。我是恨他的，因为他，我注定没有前途。老天为何把我生在这样的“剥削阶级”家里？在出身好的人面前，我有深深的自卑感。我甚至在心里接受这样的现实：世界是他们的，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

　　那年秋天，雨水出奇地繁密，墙塌房倒，外祖父也死了，享年61岁。

　　1991年冬天，我在门头沟煤矿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妹妹来信说，大姨脑溢血而亡。几年后，小姨也死于同样的病症。母亲看着大姨留下的两个儿子和小姨留下的一儿一女发愁。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但她没有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只能看着我两个姨夫相继白了头、弓了腰。

　　她们死后，母亲一下子没地方去了，也没有说话的亲人了。

　　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日后辞世，年仅65岁。母亲在自己大弟的床前号啕大哭，怎么也劝不住。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她的眼神迷离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方发呆。

　　她有高血压，一直靠吃药维持，从那以后，她经常脸涨得通红而且嗜睡。之后，胃病、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接踵而至，她的精神一日不如一日。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片）。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怵。

　　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身体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到家，我还是吓了一跳：母亲的面容完全变了。

　　一年多时间，进出医院四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逼迫母亲出院。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了。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的心里空了。从今往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了。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明：她生于1940年。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盖了她真实的一生。没有给我念悼词的机会，我说给母亲的话只好写在这里了：

　　尊敬的各位亲友：

　　今天是我母亲下葬的日子。

　　老人家的大半生，都是在动荡和焦虑中度过的。她的婚姻也很不幸，追求进步的丈夫抛弃了她，她被迫带着两个孩子改嫁。那段时间，她为孩子的命运担忧，思前想后睡不着觉，视力急剧下降。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改嫁后，碰到了命中的贵人——我们的父亲。从此，她和智慧、好强、包容的丈夫一起，经营起这个一穷二白的家。

　　那个时候，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常年在外奔波做活，母亲承担起了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她既要出工，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她为了让我们吃饱，把能吃的都吃了。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把玉米芯煮成糊糊来吃。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端起碗，看哪个还没吃够，她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倒一些给他，她常常开水就剩馍吃几口了事。

　　那个时候，没有男劳力的家庭会被人瞧不起，分粮食的时候，母亲总是躲到角落里。拿到少得可怜的粮食，她愁眉不展，会忍不住念叨出声：娃们正在长身体，这怎么能吃一年啊？她不止一次地点着我的额头说：你啥时候能长大挣工分了，咱家就能多分点吃的了。

　　她和父亲一起精打细算，想过上让人尊敬的日子。他们曾先后两次盖房，第一次盖房的时候，母亲拿出了外祖父外祖母分给她的四十几块银元——地主家庭唯一的遗产。

　　在父亲包活、建电石厂和造纸厂的日子里，她整天操心。盖造纸厂资金紧张的时候，她发愁；产品销售不畅的时候，她睡不着觉。等父亲盖起让十里八乡羡慕的一院房子时，她的眉头才真正舒展了。

　　母亲教我认字识数，等我会写一百个汉字后，她把我送进了学校。她很想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有自己美好的前程。

　　她无时无刻不在操所有人的心——上学，工作，成家，住房，孩子。每个孩子的生活状况都让她挂念。

　　有时她会说：我啥时才能享你们的福啊？等我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有能力孝敬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却出了问题：先是胃病，吃不成东西；然后是高血压，不能动弹；又是白内障，看不清东西；最后是肾病，全身无力。在最后这几年，母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母亲的病当然与劳累有关，但导致她郁郁寡欢的重要因素是一生所受的创伤。在当时的环境下，亲人们的身心遭到重创，相继离世：外祖母担惊受怕早逝，外祖父被折磨至死，大姨、小姨中年暴亡，大舅舅也走了。这一切使她非常悲伤，时常愁眉不展。父亲精心陪伴，二弟媳妇悉心照料，弟弟妹妹们争相孝顺，孙子膝前承欢，还是没能留住她。9月12日，母亲心力衰竭，突然深度昏迷，7天后撒手归西。

　　母亲活了73岁，历经磨难，和我们的父亲一起，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在为我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人穷志不短，一切靠自己。

　　我们觉得母亲是幸福的，因为有我们刚强、开朗的父亲，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而且照顾她，尽其所能地给了她最好的生活。我们不敢想象，还有谁能带给她这样好的命运。在母亲弥留之际，父亲一边为她擦脸上沁出来的汗，一边自言自语：你到底舍不得啥啊？走了就解脱了，不用受罪了。我们要说，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您！母亲老说，走在前头的享福，她享了您的福，她担心您在世上受罪。在此，我代表妹妹弟弟们向母亲的在天之灵保证：我们一定尽全力伺候好父亲，让他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您就放心走吧。

　　在我心里，生父只是给我生命的人，继父才是给我人生的真正的父亲。今天，我要给父亲深深地鞠一躬！

　　我能读到大学毕业，除了父母的供养、老师的教育，还有弟弟妹妹的牺牲。母亲病了，妹妹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未能上成高中，二弟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了。母亲在世时常说：你要对得起你爹，照顾好弟弟妹妹们。我会尽力做的，母亲，您就放心吧。

　　母亲，安息吧！

（作者：老愚    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