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呀,实际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当时我家在上海的乡下有两家缫丝厂,他父亲是我们家的账房先生,一个蛮和气的老头儿。
他15岁就不读书了,整天跟着他父亲帮我家收账、出货、跑腿,当了伙计。
我那时才7岁,刚刚读了点书,有时候他没事就拉着我到处跑,教我背古诗,画画儿,我俩就这么在乡下待了8年。
我是16岁被父亲送到上海读女校的,他那时已经24岁,已经说好一家的姑娘,可他偏偏要到上海来,于是,那个冬天我放学的时候就看到他远远地在墙角等着我。
那时候他在上海一家绸缎庄帮人做事,业余时间自己还在读书,我感觉他是个蛮有志气的男孩子,对他的好感也一天天增加。
可我的家里人对他都不以为然,他不再到我家来了。只是偶尔到我放学的地方跟走出校门的我谈上几句话,或者塞给我几块小点心便匆匆走了。
那时,他穿着长袍的瘦长身体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在夕阳下特别可怜。
读了两年书,我父亲就急着给我找人家定亲,我跟父亲吵翻了天,从家里跑了出来。
我找到了他,要他带我走,随便什么地方。可他竟一再地劝我先回家,说我家对他家有恩,他不能做这种拐人家女儿跑的事情。
我说:“是我要跟着你跑的,你不是喜欢我吗?那你为什么不敢带我走?”
为了让我在他那儿吃上一顿饱饭,他把棉袍拿去当了。
到了我家,父亲把他堵在门外骂个不停,我看他含着泪默默地回头走了,瘦瘦的身影一晃一晃的,很长。
19岁那年,我嫁人,艰难地走过了那些年。1981年,正当我们的日子好起来的时候,老伴突然得了肺癌,在医院只住了3个月便走了。
身边空得慌,我回了趟老家。
那是1988年吧,在老家待了8天,村里有个老人听说我回来了,赶来看我。一进门他就问我,还记不记得恒生?
我想起那个冬天含着眼泪从我家门前走开的那个男孩。
老人说:“吴家大小姐,恒生现在在台湾,40年前他跟部队过去的,他托人找你,你这次回来,最好能留一个确切的信儿。”
我想了想,只是问了问他在台湾好不好,有没有给他们留下地址。
回到上海,我突然有些后悔。
1989年的中秋节,儿子、媳妇和孙子都到我屋里厢来过节。
那天晚上,有人敲门,儿媳妇去开门,之后她站在走廊里直喊,说是找我的。
一个瘦瘦高高的老头儿站在我的门前,西装革履的挺精神,只是头发已经雪白,整齐地梳向后边,脸上还架着副眼镜。
我端详了半天,实在不知道这老头儿是谁。
老头儿有些不好意思,低声说:“我找吴秀花女士,想来没有找错,我刚刚从台湾来。”
我明白了八九分,感到有些意外,可又觉得好像终究有这么一天,他会找到我。
我说:“你……你是恒生……大哥?”
要不是儿媳妇在场,我差点要叫他恒生哥。
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我的地址,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找一个人并不容易。
“可你当初怎么会到台湾去呢?”我问他。
“当时,我从你们家门口走掉以后,就没有再回绸缎庄,在码头上东游西逛打点零工,勉强混口饭吃。
“一天,我送一个军官太太和她的两个孩子到头等舱,可没等我离开,船就鸣笛起锚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拽着我的手腕,把我带到了底舱,就这样我被带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我被编进了部队,后来做到后勤部主任,1981年退役时我已经60岁了。
“很多人劝我在台湾成个家。可我觉得台湾不是我想来的地方,再说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我一个人挨了过来,陪我的就是你小的时候穿破的一双袜子。那是因为破了你扔在我家的,我把它收了起来。”
恒生真的把那双袜子拿了出来,那是一双上面有粉红蝴蝶结的白布袜子。
看着这双我8岁时穿过的袜子,从68岁的恒生的怀里掏出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和恒生两个人,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折磨,40年啊,人能活几个40年?可恒生他就整整等了我40年。
他说有一次在台北看到一个女人特别像我,他就跟着人家,一路走到人家
家里去,那个女人的丈夫出来差点揍他一顿。
后来,他有了钱,有许多女人来找他,喜欢他的老实、忠厚,可他不肯,他说他有老婆,在大陆的上海等着他呢。
后来我们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恒生说多一间卧室给孩子们回来住,方便。
因为在台湾孤独了那么久,恒生特别喜欢热闹。
我们成家以后,恒生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他陪着我去东南亚旅游,还送了我一个玉镯子,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买给你,可是没有钱。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了钱,可是又看不到你。”
可那天买完这个镯子,我哭了。
有些东西是钱换不来的,有些东西是拿一辈子的时间换来的。
1998年6月,恒生早晨起来说自己心脏不舒服。我说你先躺着,我买回小菜来喊儿子开车过来,陪你到医院看看。
可是,等我回来,恒生躺在床上已经去了,他脸上很平静,看样子没什么痛苦。
后来,医生说他是大面积的心血管破裂,心肌梗死,猝然离去。
(作者:于秀 来源:中国友谊出版社《慆慆不归:我在台湾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