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许多所谓“大哲学家”也谈命运,不过他们所谈的命运是指“先定”,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从中获利。例如预先知道某种物品将要涨价,就大量买进,便可赚钱;知道某种物品将要跌价,就去卖出,便不亏本。因此大发其财,无怪“大哲学家”们都生意兴隆了。
其实“先定”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无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将来要发财,到时自然会发财,命定你要做官,将来自然做官,命定了将来要讨饭,自然要讨饭。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转变,又何必要预先知道呢?
我说的“命运”和他们所说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遇。这才是“命运”的真意。所以“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
命和运不同: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遇,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遇。某人今年中了特种奖券,是他今年的“运”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还不一定,因为他将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时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运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
要成大学问家,必须要有天资,即才。俗话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一个人身体本身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练习,就能成为一个会喝酒的人。如果身体本身没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样练习得会呢?做诗也是一样,有的人未学过做诗,但是他做起诗来,形式上虽然不好,却有几个字很好,或有几句很好,那种人是可以学做诗的,因为他有做诗的才。学习只不过将原来不好的稍加润饰,使可陪衬你的好的,它只能增加量不能提高质。不过诸位不要灰心,以为自己没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才没有才,现在还不晓得,到时自能表现出来,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许你大器晚成呢!既有天才,再加努力,就能在学问上有成就。
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历史上最成功的人是历朝的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成功。如果项羽比他更行,他决不会成功。学问是个人之事,成功则与他人有关。历史上有些人实在配称英雄,可是碰到比他更厉害的人,却失败了。有的人原本不行,可是碰着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成功,所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运的成分大。“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道德方面的成就则需要努力,和天资命运的关系小,因为完成道德,不必做与众不同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尽伦尽职即可。人伦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必须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且必须做事。能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业大小都没关系。不论何人,只要尽心竭力,对社会的价值是没有分别的。命运的好坏对于道德的完成也没有关系。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败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们能存宋救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再增加一些。他们虽然失败,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减少一些。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遇下才能表现,如疾风劲草,乱世忠臣。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终身富贵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发财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唯有道德是“求则得辶,舍则失之”,做不做全在自己。
有的人常常说我立志要做大学问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这种人是可以失望的。因为如果才不够,不能成为大学问寂,命运欠好,不能成为大政治家。唯立志为圣贤,则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普通人以为圣贤需要特别的在事功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错误的。孔子和孟子成为圣贤,种他们的才干没有关系。王阳明并不因为他能带兵而成贤人。所以学问的成就需要才,事功的成就需要幸运的遭遇,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
(作者:冯友兰 来源:《文章选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