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晚清重臣张之洞的生命即将油尽灯枯,临终前,他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8年前的1901年某日,李鸿章自知不起,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了最后一道奏折,这实际上也是他的遗嘱。奏折里,李鸿章在叮嘱最高统治者要“举行新政,力图自强”的同时,也表白了自己的心迹,说自己“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
张之洞与李鸿章在遗嘱中都提到了自己的勤政,这一点不是自吹,有他们一生的行事为证。张之洞与李鸿章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两人都是少负才名,聪颖过人;两人都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但张之洞有一点跟李鸿章截然不同,那就是他的个人操守远在李鸿章之上。
张之洞为官清廉,从不索贿受贿,因为家中人口多,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了,他就派人典当衣服之类的东西。当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派人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并不开箱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宽裕一点了,必会派人拿银两赎回箱子。张之洞的弟子傅岳(民国时任北京师大教授)曾回忆张之洞身后的情形:“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正因为官做得“清洁卫生”,所以他敢在遗嘱中说:“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李鸿章则是一个典型的贪官。据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后,即从道胜银行获得沙俄300万卢布的回扣,时值50万两白银。而他从办洋务、办海军中得到过多少好处,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李鸿章初入仕时,他家只是中产,李府最盛时居然有田一百多万亩,难怪当时有人讽刺他“宰相合肥天下瘦”。也许是因为心里有鬼吧,李鸿章在写给慈禧和光绪的遗嘱里只敢说“服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而不敢像张之洞一样声明自己“不谋私利”。而后世诟病李鸿章的种种不是时,贪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作者:游宇明 来源:《羊城晚报》2013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