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己“捐”给了中国

很多观众怀疑电影《南京!南京!》里的日本士兵角川是导演陆川的一厢情愿，觉得没有必要出于理想主义而安排这样的结局，以便促进中日友好或呼唤人性。事实上，角川是有现实原型的。
　　他叫山崎宏。一个曾亲历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为了赎罪和感恩，他在中国度过了70个春秋，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也重建了他自己的尊严。
日本士兵逃离部队
　　1908年年初，山崎宏出生于日本冈山县一户农民家庭。幼年时，他的父母相继病逝，是哥哥艰难地把他拉扯成人。因此，山崎宏对哥哥特别尊敬。
　　山崎宏从小就特别乖巧，长大成人以后，他到一家红十字医院学医，梦想着将来自己开一家诊所治病救人，可他这个美好愿望被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给粉碎了。
　　1937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此拉开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兵源不足，日本当局在国内大肆征兵，一些青壮年男子都被驱赶着上了战场。而山崎宏为了保全最亲爱的哥哥，不得不痛苦地穿上了军装，离开了那个盛产葡萄的地方，来到了中国。
　　30岁的山崎宏在当时的日本士兵中，是年龄最大的。他第一站被送到了天津塘沽驻防，当他看到一批批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儿童倒在日本士兵的枪口之下时，不由痛苦得发疯。
　　一个月后，山崎宏又被派往河南郑州驻防。一天，他换岗后到外面买东西，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一群日本兵竟然从一个中国妇女怀中抢过一个三岁的男孩，然后狂笑着把孩子活活掐死，他冲上去想阻拦，却被几个日本兵一把推开。看着孩子那双惊恐的眼睛慢慢地闭上，山崎宏靠在一棵树上，发疯似的问自己：难道自己要和这些禽兽不如的同胞一起来欺辱善良的中国人吗?
　　一心想从医救人，现在却加入侵略部队！山崎宏开始严重失眠，深深的罪恶感折磨着他：他决定逃出军营，不再做一个人人痛恨的侵略者。1937年11月的一个晚上，山崎宏摸清哨兵的活动规律，蹑手蹑脚地走出营房，黑暗中判断一下方向，撒腿狂奔。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家，逃回家去。
　　他一夜没停脚，但饥饿与惊恐把体力消耗殆尽，他只好去乞讨。讨饭时，他不敢说话，生怕暴露了身份，让中国人打死。他敲开一户门，用悲凄的眼神望着对方，对方紧盯着他，上下打量了足足两分钟，脸上满是疑惑的神色。山崎宏意识到是军服出卖了他，拔腿想逃，后面大喊“别跑”，山崎宏绝望地闭上眼，等待劈头盖脸的棍棒。
　　他抱着头的手被人拉开了，陌生人塞到他手里两个窝头。中国人的善良令他感到了自己的耻辱，他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路乞讨，总有人给他一口吃的，让他得以活命。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接触着中国百姓，越发为日军的行为感到深深的罪恶。
　　就这样，在恐惧和饥饿中，山崎宏昼伏夜行。到了第四天，又累又饿的他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走到一个村庄时，求生的本能使他鼓起勇气敲响了一户农家的房门。
　　吱呀一声，一个举着煤油灯的中国妇女走出门来，当她看到穿着脏兮兮日本军服、一脸悲凄的山崎宏时，不禁惊呆了。这时，山崎宏想到了自己的身份，怕那中国妇女喊人来打他，又挣扎着往外跑去。可没跑几步，又累又饿的他便昏倒了。
　　待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那户农家厨房的灶窝儿里，身下铺着暖暖的柴草，身上盖着露着烂棉絮的棉被。那个善良的中国妇女和她的丈夫静静地看着他，看到山崎宏醒来，他们露出欣喜的神情。
　　山崎宏在这户农家休养了两天，他不想再连累他们，第三天坚持要走。虽然言语不通，但那对夫妇给他准备了一身虽然破旧但洗得干干净净的便装，还把家里仅有的粗面、细面，都拿了出来，给他烙了几张“锅盔”(山东大饼)，让他在路上吃。
　　凭着那对夫妇给他烙的大饼，他一路往东再往东，直到来到一座名叫济南的城市，他才停住了脚步。在他模糊的记忆里，他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可以找机会回家”。
“鬼子大夫”的赎罪方式
　　正是那对以德报怨的中国农家夫妇，才使得山崎宏心里萌生出今后要替同胞终生赎罪的决定。到达济南后，山崎宏改名换姓，凭着自己的日籍侨民身份，他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济南铁路局找了份看管仓库的工作。仓库就在火车站旁边，是临时搭建的一座砖瓦房，里面放满了毛毯、军用棉被等战时军用物资。
　　上班第一天，日本领班把山崎宏叫过去，叮嘱他说：“你要严加提防那些贼性难改的中国人，他们经常趁夜黑风高的时候来行窃。如果一旦发现，可以就地结果他们!”山崎宏表面答应着，却在暗地里帮助着那些穷苦的中国百姓。一天夜里，他被一阵轻微的响动给惊醒了。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看到两个衣着破烂的中国小伙子，正从铁窗缝里往外拽毛毯，但毛毯被一个铁钉死死挂住了，山崎宏怕吓着那两个年轻人，就悄悄地爬起身，把毛毯从铁钉上掀起来，然后卷起毛毯投出了窗，那两个年轻人以为有神相助，扛起毛毯消失在夜色中。
　　一连几次，两个小伙子“认识”了山崎宏。后来，山崎宏在铁路局工地上遇到那两个做苦工的小伙子，他们彼此点点头，会心一笑。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次，引起了日本领班的怀疑。他把自己的疑虑报告给驻守火车站的指挥官森田中队长。森田大怒，当即派人把山崎宏关了起来，并对他进行拷打，让他招认私通八路的事情，山崎宏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咬定这些事情与他无关。
　　几天后放出来，那两个中国小伙子来看他，拉着山崎宏要结拜兄弟，他直摇头：“我是罪人。中国人救过我，我这样做，是为了赎罪。”“你重情义，是条汉子，跟咱山东人脾气相投!”两人不由分说，把他带回家，做饭招待他，让家里人给他做新衣服。听说山崎宏从小没了母亲，家里的老人又收他为义子，又忙活着给他张罗媳妇。
　　媳妇是位外刚内柔的天津姑娘，几次接触后，山崎宏认定她就是自己的终身伴侣。在纷飞的战火中，山崎宏在济南度过了八年难忘的岁月。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当时，在华的日本人及反战同盟都陆续回国了。山崎宏也给哥哥寄去了信，写明了自己在中国的情况。很快，哥哥回了信。哥哥在信里喜极而泣，家人都以为山崎宏已经战死在中国，他的牌位在家里供了多年。当知道弟弟还活在世上时，哥哥在信里催他赶快回家。
　　山崎宏心里也很犹豫。恰巧在这一天，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欢迎在华的外国朋友留下来，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山崎宏心里一下子明亮起来。“我当时认为，中国的贫穷，日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建设正需要人的时候，我怎么能走呢?”
　　他给哥哥回信说，他要留下来向善良的中国人民赎罪。他把家安在了济南，开了个小诊所，专为穷苦百姓治病。没想到，诊所开张后的一周内，竟没有一个病人前来问诊。山崎宏心里很疑惑，一打听，原来人们对他的日本籍身份有所顾虑，一些人甚至叫他“鬼子大夫”。
　　无法取得街坊邻居的信任，山崎宏很着急。一天，他听说有户人家的孩子发高烧，烧得都抽起来了，便再也坐不住了，他主动找上门去，把药放下就走。生病的孩子用过药后，很快就退烧了。那户人家登门致谢，并到处称赞“鬼子大夫”的医术医德。此后，山崎宏又医治好了几个病人，街坊邻里对他逐渐建立了信任。在人们的口中，“鬼子大夫”成了一个亲切、值得信赖的称谓。
　　很多病人穷得没钱付药费，他一一拿药送出门：算了，走吧。病人不好意思再来，山崎宏关切地让妻子到病人家里问：“好了没有?”因为常常免费送药，山崎宏一家入不敷出。病人送来一个窝头，夫妻俩分着吃一天，邻居端来一碗稀粥，一家人分着喝，有时一天没一点东西吃，就只能饿肚子。吃“百家饭”的女儿山雍蕴七八岁了还长得又瘦又矮，一阵风就能吹倒。
　　1952年，山崎宏与几名医生成立了郊六区联合诊所。现在山东省体育中心向南的郊六区，当时是贫困山区，条件非常艰苦，山崎宏为出诊经常翻山越岭。深夜，只要有人来叫，他点上一盏油灯，拿根棍子就上路。远远能看到狼眼的森森绿光，还要过大片大片的坟地。山崎宏把灯举在头上，把棍子挥得呼呼响，径直往前走。天亮一身疲惫回来，顾不得休息又去上班。
　　“文革”开始了，女儿在学校，同学指着她鼻子说：“你爸爸是鬼子兵，你是小鬼子！”女儿哭着回家，气愤的妻子想要为丈夫澄清。山崎宏拽住妻子，沉默了一小会儿，让妻子转告女儿：“你只要记住爸爸不是坏人，别的都不要管。”
　　“文革”后，医院的同事大多调到省里、市里的大医院去了，山崎宏一直留在郊区的小医院里：“我就想当个平头百姓，给老百姓和穷人看病。”医院给他涨工资，山崎宏说什么也不要，全让给别人，83元6角的工资一直领了近2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山崎宏从医院退休，进了七里山诊所。因为医术精湛，很多人开着车来找“鬼子大夫”，方圆几里没有不知道他的。
　　日本大使到中国时，见到山崎宏，问他：我听说现在还有中国人叫你“鬼子”，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山崎宏回答：“我了解他们，他们这么叫，其实心里对我并没有恶意。他们恨的是当年的日本人，就因为这样，我才要留下来替日本人赎罪。”
　　山崎宏在中医方面颇有造诣。中医在日语中被称为“汉方医”，曾以西医为专业的山崎宏一直对“汉方医”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多年来他克服了很多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障碍，潜心研究中医药学，敬业忘我、精益求精，把中医和西医以及日本医学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研制出三味汤、九味汤等专治小儿腹泻、高烧、咳嗽、多动症等常见病的成方药。在上个世纪蛔虫病肆虐的50年代，山崎宏更是自创了一个有效治疗蛔虫病的妙方，大大解除了人们的病情，被亲切地称作“虫子大夫”。
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1982年，山崎宏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将近半个世纪的家乡。第一次回到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山崎宏恍若隔世。哥哥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希望他可以“叶落归根”。
　　山崎宏一口拒绝了：“我离不开中国。”
　　整整70年，这个日本老人始终相信，赎罪就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每年，山崎宏都会收到日本政府发的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1万多元，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把这笔钱捐出去。
　　2003年， LU崎宏因病住院，萌生了捐献遗体的念头。他专门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又盖上印章，说：“我死后不回去了，就永远留在中国了。”但因当时没有接受外籍人士捐献的相关规定而搁置。
　　2008年底，山崎宏在济南度过了百岁生日。生日前夕，济南红十字会送来了他签署生效的遗体捐献卡和荣誉证书，这成了特殊而且珍贵的礼物。山崎宏很欣慰：“留在中国，就是想用一生赎罪，最后这个心愿已了，再没有遗憾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了结了一桩心愿，山崎宏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那天中午的饭也吃得特别香。
　　已经101岁的山崎宏，天天粗茶淡饭也吃得很香。每周除了一天休息，他仍坚持到诊所上班：每天早上7：30到诊所，10：30离开。每天都很准时，而且风雨，无阻。

（作者：李鑫金    来源：《人生与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