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她的眼中,你可以找到方向

她看不到世界,偏要给盲人开创一个新的天地。她从地球的另一边来,为一群不相识的孩子而来,不企盼神迹,全凭心血付出,她带来了光。她的双眼如此明亮,健全的人也能从中找到方向。在西藏拉萨,一群失去光

她看不到世界,偏要给开创一个新的天地。她从地球的另一边来,为一群不相识的而来,不企盼神迹,全凭心血付出,她带来了光。她的双眼如此明亮,健全的人也能从中找到方向。

在西藏,一群失去光明的第一次开始认识自我,第一次开始拥有梦想,第一次能摸到有“色彩”的生活。为他们带来这一切的,是一位同样失明、来自万里之外的德国女子,苏珊·萨布利亚·坦贝肯。

向往的盲眼姑娘

1970年,萨布利亚出生于德国波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两岁时被诊断出色素性视网膜病变,12岁终致失明。在她失明前,妈妈曾有意识地让她多看些照片。萨布利亚说,直到现在,那些照片的影像还偶尔会出现在梦里,但却是模糊的,好像被水浸湿了一样。

经过不懈的努力,萨布利亚考入了德国波恩大学。她在大学里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并且在研习中亚学时,依靠电脑听音分析器专门学习了藏文。萨布利亚坚信和正常人一样也能做很多事,而这也是她在1998年只身来到旅游的原因。

萨布利亚喜欢这座沉浸在历史和信仰中的圣城,即使看不见,她也能感受到这里绵延的雪山、清冽的空气、闪耀着金光的寺庙和那些三步一叩向大昭寺缓缓前行的信徒。在萨布利亚的著作《我的道路通往西藏》中,她曾记述道:拉萨是一个又热闹又空旷的城市。

但也是在拉萨,萨布利亚知道了一个令她感到震惊的现实:在当地人的信仰里,是因为前世造孽而在今世受到神的惩罚,恶灵驻进了身体夺走了光明。因此盲人在当地象征着一种厄运,有的在生下来时就被溺毙;而活下来的,也在周围人的冷漠甚至残酷的对待中体会不到一点做人的尊严。萨布利亚决定留下来,想为这里的盲人做点什么。

在拉萨的一家名叫巴朗学的旅馆里,萨布利亚结识了荷兰人·约翰内斯克朗宁,即她后来的丈夫。在来西藏之前,在非洲当义工。

萨布利亚告诉,她希望在西藏办一所盲童,回答说,如果筹到资金的话,他愿意立刻加入。“那么,我去看看这里的盲童们的情况,”萨布利亚说,“路上还要跟人们聊聊天。”

萨布利亚没有乘坐越野车旅行。她租了一匹马,骑上它走向170公里外的孜贡。

当时马的主人不放心他的马,执意要做向导。“这里没有很多树木对骑手构成危险,而且‘马有眼睛’。”萨布利亚认为独自旅行不是什么问题,“必要时问问路就可以了。”她说。在拉萨的色拉寺里她就是这么做的,让人把手搭在她的胳膊上,指给她方向。

在孜贡,萨布利亚了解到:当地人固执地认为盲童说不了话。有个孩子五六岁了,父母把他绑在床上,由于没有运动,孩子的肌肉缺乏发育,看起来就像4岁那么小。萨布利亚在孜贡找到的第一个盲童很自闭,她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坏人,还向她扔石头。

当地人见到萨布利亚很吃惊,他们说:“盲人不可能会骑马!”

要坚强,更要快乐

西藏之旅的一个月后,1998年6月,萨布利亚把建立西藏助盲项目的构想向德国政府做出了申报,并在第二年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赞助。1999年,萨布利亚的终于在德国政府的赞助下建立了,而保罗也兑现了他的诺言,陪在萨布利亚的身边。

最开始,只有6个孩子,他们大多是萨布利亚骑着马找到的。她找到的第一个盲童索朗本措很自闭,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坏人。当她背着木桶去泉边打水时,有人会帮助她,另外一些人则会扔石子打她。“他们扔石子,我会受伤,但是只能哭,哭出来会痛快些。”一个名叫丹增的孩子境况则好一点。因为普通学校不收盲童,丹增只好在村子里替人放羊。他在山上数周围有多少只羊,多少头牦牛,从来不会出错——他给它们都系上了铃铛。丹增很有自信,甚至很骄傲,并不因为自己是个盲人而感到耻辱。

“鼓舞对孩子们很重要,”萨布利亚说,“而且他们需要快乐。”

和其他学校不同,这里每堂课的间休时间足足有一个小时,萨布利亚喜欢趴在二楼露台的栏杆上听孩子们踢足球。当球滚动时,装在球里面的铃铛发出声响,就会有很多孩子朝着响声拥过去。有时,学校里那只藏獒也会参与进来,把球咬在嘴里,然后什么都不做。孩子们只好侧耳聆听,互相询问:“球呢?球呢?”

“我听到他们大声喊叫的声音,Woo!Ah!Hu!”萨布利亚兴奋地说,“我知道他们在这儿非常快乐。”

在盲童学校,孩子们不仅要接受初级的学校教育和基本生活技能训练,还必须接受一些适合盲人从事的职业技能培训。最常见的是按摩、推拿和手工编织,如果具备相关的天赋,孩子们还可以学习医疗和看护。

罗布是个心气儿很高的孩子,12岁时他第一次来到西藏盲童学校,就向别的孩子们宣布:“我要当出租车司机。”然而,年龄的日渐增长粉碎了他最初的志向。“现在我知道我永远也当不了出租车司机了,”他说,“但是我可以经营一家出租车公司。”另外一些孩子不像罗布这么乐观。“学习有什么用?”他们偶尔会抱怨,“以后还不是一样找不到工作?”

壮来自越南,是服务于国际NGO组织“One Heart”的一名妇科和儿科医生,最近在培训中心里帮忙教孩子们学习按摩。“这里可能是盲人世界里最开心的地方,拉萨市最快乐的地方,”壮说,“但它并不是伊甸园。”

壮说得没错,孩子们不能一辈子都留在学校里。值得欣慰的是,从学校毕业以后,不少孩子找到了谋生的方法:多吉和强巴兄弟是2000年来到盲童学校的,回到家乡后开了一家茶馆。兄弟二人都是先天遗传性失明,家里的生活从前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救济,如今他们能自食其力,让全村人惊诧不已。另外一个孩子在拉孜的一家旅馆里当翻译,据说现在“很神气”。

“明亮的双眼”感动中国

盲童学校的组织工作主要由萨布利亚和保罗所在的“盲文无国界”组织负责,资金主要来自包括德国政府在内的各种机构、财团、基金会和个人,万科的董事长王石也是其中之一。

2003年,王石因为攀登珠峰在拉萨做短暂停留,当地的朋友车刚向他提起这所学校,并建议他去看看。王石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是:“觉得无非就是给点钱。去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给予者的优越感去的。”

但这种“优越感”被盲童们的歌声给彻底瓦解了。他不禁问自己,“面对相同的境遇,我是否也能像他们那样笑对人生?”

王石突然觉得——真正给予的人不是自己,而是面前这些可爱的孩子。

的确,萨布利亚和保罗正为世人培养着一批“给予者”。在美术课上,保罗会对拿着画笔不知所措的孩子们说:“你们都是这里的毕加索”;每天晚上萨布利亚都会像母亲那样对每个临睡前的孩子轻轻说一声“Good night”;在数百公里之外,位于日喀则盲童学校的农场里,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着织地毯、打毛衣、放牧、种地、挤牛奶,甚至还有孩子用从荷兰学到的技术制作奶酪……

每个人都是给予者,同时又都是被给予者,是爱和梦想创造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人类的幸福或许就在这两者的转变之间,所以萨布利亚才会说:“这不是付出,而是快乐。”

2010年2月11日,萨布利亚被评为“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委员涂光晋这样评价她:“她是当代的普罗米修斯,虽然自己看不到光亮,却给远在异国他乡的西藏盲童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如今,盲童学校大概有60多名学生,按照学龄分为老鼠班、老虎班和兔子班,开设的课程有英文、藏文、汉语、计算机、美术和音乐等。为了让孩子们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萨布利亚在刘易斯·布莱叶发明的盲文基础上创造出藏盲文,并发明了藏盲文打字机,而这些孩子也“有幸”成为西藏第一批能阅读藏盲文的人。现在,孩子们每天在课堂上敲击着打字机大声朗读着字母和单词,其中有很多孩子可以操着流利的英语和前来探访的外国人交谈。

随着盲童学校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帮助日趋成熟,保罗和萨布利亚开始憧憬新的梦想。“我梦想着和萨布利亚去印度”,保罗说:“在那里我们会修建一所漂亮的房子,自己装修,连家具都自己设计。”萨布利亚连忙补充道:“那前提一定是得找到合适的人(继任校长)才行……”

(张海辞摘自《三月风·新闻人物》

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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