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无处安放的烟头

　　一

　　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宜动土，忌祈福。这一天是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星期二。当时中国还没有武汉这个名称，只有武昌、汉口和汉阳。当时的统治者是爱新觉罗·溥仪，再过几个月满6岁。

　　这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24岁的林觉民从容赴死，他起义前写的《与妻书》后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5、6月间，清政府将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准备卖给外国，又未能补偿民间损失，遂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一向被认为温和闲适的成都，保路运动却最为激烈，由此引发的“成都血案”激起骚乱。

　　清政府紧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趁势起事。之前，他们已在绝大部分由汉族士兵组成的湖北新军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9月24日，革命党人开会制订了一个极其详细的起义计划，决定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在湖北和湖南同时起义，举兵反清。湖北方面决定由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部长。

　　可是人多嘴杂，难保机密。湖广总督瑞澂听到风声，宣布今年中秋不放假，全城戒严，月饼只能在家里吃。所有新军官兵不准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期间，除值勤士兵可以携带少量子弹外，其余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敌人有了提防，起义就不好办了。这时湖南方面又说10月6日不行，没准备好，必须延期。无奈，指挥者决定起义推迟10天，10月16日鄂、湘两省同时发难。

　　二

　　既然推迟了10天，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当然更要保证万无一失。把总指挥部设在俄租界的宝善里，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指挥部里配制炸药。此时刘仲文的弟弟刘同也来了，他点起一根烟，兴致勃勃地在一边看炸药。据说他实际上是炸药的出资人，所以谁也不好意思提醒他：为了健康，更为了安全，不能吸烟。

　　烟瘾过完，刘同看看周围，找不到烟灰缸，只有旁边一个脏兮兮的盆子像是装垃圾的。于是他将还在冒烟的烟头精准无比地丢了进去。

　　就像点燃奥运会主火炬，“轰”的一声炸药爆炸，火焰蹿起，烟雾升腾。盆里装的正是准备一周之后使用的炸药，而且货真价实，绝非山寨货。离得近的孙武当场被炸得面目全非，被没有受伤的其他人赶紧送往医院，刘同倒是安然无恙。

　　此时大火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滚滚浓烟四起，左邻右舍大呼救火。其他人准备把起义的文件和同志花名册带走，可是它们都被锁在柜子里。钥匙呢？没人知道钥匙在哪儿。

　　还没来得及想办法，俄国巡捕已经到场，控制住未逃走的人之后仔细搜查，不仅发现了危险的炸药，用大斧劈开柜子后还找到了起义名单、旗帜、通告、弹药、印信。很快，这些东西包括刘同在内的6人，全被俄方移交给了清政府湖北当局。

　　刘同很快就统统招了。湖北布政使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众心，督府师爷张梅生主张按名册搜捕。

　　湖广总督瑞澂听从了张梅生的建议。他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按名单四处搜捕革命党人。眼看事已败露，总指挥蒋翊武决定于当晚12时立即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他派遣邓玉麟去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炮一响，大家就行动！

　　可是到了晚上12点，一点动静都没有。因为全城戒备森严，交通好比现代大堵车，邓玉麟紧赶慢赶，12点过才回到炮队。此时已是“军港的夜啊，静悄悄”，炮兵兄弟们早已全部关灯睡觉，谁起来给你放炮啊！而且就算炮响也没用。离12点还有半个小时，军警就已闯入文学社总部，蒋翊武侥幸逃脱，而被捕的起义骨干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第二天清早，人头就被挂到了武昌城的门楼上。

　　至此，起义领导人已经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革命军一盘散沙，一片混乱。

　　瑞澂已经知道了有人要造反，又掌握了具体名单，最好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分化处理，暗紧明松。暗紧，就是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着缴获的名单将为首的统统抓起来，抓住了该杀立即杀，该关马上关；明松，就是要安抚人心、息事宁人。一般起事都是带头的几个人，下面小喽啰的革命意志哪有那么坚定。这时要尽快告诉大多数人：大家都是好兄弟，都是一小撮乱党在捣乱——现在已经全被抓起来了。大家安心工作、报效朝廷，荣华富贵大大的有。

　　瑞澂下令关闭所有城门，禁止出入，贴出告示：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一律按名册捉拿，就地正法。

　　这一下立即捅了马蜂窝。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共有5000多名，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不在名册上。于是谣言四起：一开始说瑞澂要把革命党人全部杀掉；跟着又传不只是革命党，瑞澂要把剪辫子的人都杀掉（好多新军士兵都已偷偷剪了辫子）；再后来说只要是汉族新军，就要被杀掉！你不信？门楼上的3颗人头还挂在那儿呢！

　　当局很快也觉得措辞不妥，告示上改成了“除主谋外，既往不咎”。但为时已晚，病毒式传播的流言成了最好的战前动员，新军人人自危，个个都想活命，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不起事，大家死路一条；要活命，只有先下手为强。

　　瑞澂万万没有想到，就因为告示上少写了8个字，让本来无心造反的人也下决心造反到底了。

　　三

　　既然要起事，谁来打响这第一枪呢？

　　10月10日晚上7点过，陆军第八营的哨长（即排长）陶启胜查夜，发现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正抱着步枪仰卧睡觉，旁边还有一盒子弹。

　　陶启胜冲过去，厉声训斥：“干什么！想造反是吧？”

　　金兆龙回骂：“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

　　两人扭打起来，程定国一枪托把陶启胜打倒在地，然后背后补上一枪。据说这就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此时连续赶来弹压的三名军官都被程定国一一击毙，军营大乱。第八营班长、共进会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宣布正式起义，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当晚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不想死的就跟着来！”什么话都不及这句有鼓舞性，立时响声四起，一呼百应，起义人数达到3000余人。占领了军械库之后，起义军掌握了大批轻重武器。晚上10点半，开始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督的官署和旁边的陆军司令部。

　　当时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22个营，除5个营参加起义完全成为革命军队以外，还剩下17个营，大约相当于起义军的3倍。其中以总督衙门的警卫部队火力最为猛烈，因为机关枪配备较多。士兵又大多是老兵，射击技术好，实战经验也丰富。

　　此时，张梅生建议死守官署。他向瑞澂进言：“新军哗变，事出有因。如今只是一时躁动，不但立足未稳，而且群龙无首。只要坚守静待援军赶到，再设法告知士兵既往不咎，以安抚人心，可保大局无虞。”

　　而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却死劝瑞澂离开总督官署，去长江上的楚豫号炮舰上指挥。她的理由也很充分：上了兵轮，进可攻，退可守。老爷万金之体，留在这里，一旦有什么闪失，叫一家人如何是好？何况此时不走，过一会儿就走不脱了！

　　清政府湖北军政最高长官瑞澂，再一次败在了选择题上。他这次没有听张梅生的，而是带领全家老小从后院撤到了长江的军舰上。此时起义军现场成立的40人敢死队正勇往直前，人人心里明白：今晚不攻下督署，明早大家黄泉路上再见。而守卫总督官署的士兵一见瑞澂都跑了，我们还在这里拼命，谁比谁傻啊？

　　士气此消彼长，总督官署很快被拿下。瑞澂离开总督府上舰，反而指挥失灵，清军大乱。凌晨1点30分，整个武昌被起义军控制。第二天，武汉三镇全部被起义军占领。大清朝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

　　四

　　武昌起义之前，起义是很难的事情。武昌起义之后，各地起义容易得让人不敢相信。

　　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先后发动并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无一成功。尤其是广州黄花岗一役，林觉民、喻培伦等精英的牺牲更是让革命党人损失惨重。

　　所以当孙中山在美国收到武昌即将起义的电报时，他内心其实是拒绝的。他想回电让湖北新军暂时按兵不动，一定要慎之又慎地等待时机，避免重蹈黄花岗的覆辙。

　　10月12日，吃完早餐正准备去回电的孙中山买了一份早报，扫了一眼，感觉全身的血都不流了：一行醒目的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当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短短两个月内，湖南、陕西、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延续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就此落幕。

　　此时无人知道，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爆炸后的废墟下面，也许有个烟灰缸轻轻地笑了一声：“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