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仍在大学附近租房子住，房租便宜，饭钱也不贵。

　　住的小区里有几家一层的临街小饭馆，客人都挺多。我刚搬过来那天，一家一家地转，转了好几个来回还没有定下来选哪一家。老蔡是其中一家饭馆的老板。当初选择他家做长期食堂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他的女儿。

　　老蔡的女儿五岁左右，坐在饭馆的门口洗碗，所有的碗都一模一样。她看着桶里的碗，又看着手上的碗，突然就停下来，开始坐在那儿发呆。

　　她眉头紧锁，一定是遇见了特别为难的事。

　　只见她冲进屋里，跑到妈妈收钱的柜台下面拿出一小瓶油漆和一支小毛笔，开始在每一个碗的底下写字。

　　那时我才看明白，她是在给这些碗做标记。我走过去问她：“小妹妹，你为什么要在碗上写字啊？”

　　她没有抬头，一边写一边说：“这样就可以知道是谁的碗了。”

　　我问：“如果哥哥也在你们家交一个月的伙食费，你能不能给哥哥的碗也写一下名字啊？”

　　“好啊，我现在就给你写。”小蔡风一样地跑进去，又风一样地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碗。

　　因为小蔡，我成了他家的订餐顾客。

　　包月每餐一个荤菜，三元；一荤一素，五元。如果不是包月的顾客，一荤一素要七元。因为每餐可以节约两块，所以学生带学生，老蔡的小饭馆生意看上去挺红火。

　　老蔡热情憨厚，小蔡聪明伶俐，相比之下，小蔡妈妈略显吝啬刻薄。

　　说刻薄也是当时的感受，现在想起来，如果那个小饭馆没有小蔡妈妈，也许倒闭得会更快。

　　老蔡每次炒菜的时候，都会有学生在旁边喊：“老板，多放一点儿喽，不要那么小气嘛。”每次有人这么一说，老蔡就尴尬地笑一笑，顺手多抓一把肉放进去。

　　这时，小蔡妈妈就会很生气地冲过来，对老蔡说：“你疯了啊，一个菜才三块钱，又要肉，又要油，又是免费米饭，又要交房租，你这么搞，我们还要不要做生意了？”

　　小蔡妈妈发飙的时候，学生们就赶紧一吐舌头做个鬼脸纷纷溜走，留下老蔡一个人很无助地被小蔡妈妈劈头盖脸地骂一顿。我也听见过老蔡的辩解：“好啦，如果以后我们的女儿在外地上学，要有老板这么对她，我们也放心了，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却有五十多个包月的顾客，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跟你说，我们怎么吃得消！你要么取消包月，要么老老实实地做生意。”小蔡妈妈脑子转得好快。

　　“小蔡，你妈妈平时是不是很凶啊？”我偷偷逗小蔡。

　　“不是啊，妈妈凶是有原因的。”小蔡急着辩解。我看小蔡妈妈走过来了，赶紧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闭嘴吃饭。

　　常有同学不能按时交包月的餐费，他们总会偷偷地跟老蔡求情，递上一支烟，什么都好解决。但自从被小蔡妈妈发现两次之后，她就气哼哼地在大大的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本店小本经营，恕不赊账！之后，赊账的人果然少了。我跟老蔡说：“老板娘真是厉害，把问题放在面上解决，你看，果然没人赊账了吧。”老蔡呵呵一笑，说：“她就是会做生意。”

　　有一次，连着几天吃饭的时候，有两个男学生总要剩一些菜，拿一次性饭盒打包，然后再装一大盒免费米饭，估计是害怕被小蔡妈妈看见，所以总是等她出去结账的时候再赶紧打包米饭。连着一个星期，最后还是被小蔡妈妈撞见了，她问怎么要打包那么多米饭，两个男同学很没底气地说晚上可以当夜宵吃。小蔡妈妈脸一横，问：“那个小赵呢？以前都是你们仨一起来吃饭，现在怎么只剩你们俩了？你们说，你们每天打包剩菜回去，是不是给小赵吃的？”小蔡妈妈问。

　　“啊，我们，不是，是夜宵。嗯，那个，是的。”语无伦次中，男同学承认了是给小赵同学带饭。

　　“之前他不是包月吗？为什么这个星期不来了，需要你们带呢？”

　　两个男同学对视一下，道出实情：“小赵爸爸打工摔伤了，这个月家里没有给他寄生活费，他本来想跟你说一下先赊一段时间的账，等家里周转过来，再补上。但黑板上，这不是写着……三个人来吃两个人的菜又不好，所以我们就商量出这个办法。对不起啊。”

　　小蔡妈妈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告诉两个男同学：“你让小赵明天来，告诉他可以赊账，别吃剩菜。”

　　“啊，真的啊，太好了，谢谢啊，谢谢你，谢谢老蔡！”隔着一小段距离，我都能听出男同学语气中因为感激而有些颤抖的声音。

　　第二天，我再去吃晚饭的时候，看见两位男同学已经变成三位，估计有一位就是昨天说的小赵同学。黑板上依然大大地写着“本店小本经营，恕不赊账”，然而在右下角的位置多了一行小小的字，“如有问题，可找老板娘”。

　　不知怎的，我笑了起来，感到心里暖暖的。

　　等到隔壁桌男孩要走的时候，小蔡妈妈对小赵说：“那个小赵，你明天把你的学生证给我复印一下，这样的话，大家都放心。”

　　小赵本来如释重负的脸瞬间尴尬起来，红着脸努力挤出一丝笑容说：“好的好的，应该的应该的，谢谢老板娘。”

　　听到这句话，我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想，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不爽，是那种面对心不甘情不愿但又必须接受的事情时的一种情绪吧。对于这件事我不爽了一小段时间，但后来想通了，也理解了。

　　那时我已经从实习工转成了正式工，但因为身体的原因，决定辞职准备考研。我把当月工资取出来交了接下来的房租，买了考研的书，经济状况惨淡，我也面临交不起餐费的问题。

　　想了很久，我决定去找小蔡妈妈赊账。为了让她放心，我准备了身份证、以前的工作证，还带了自己发表的文章，以证明不久之后我就会有稿费。我找到小蔡妈妈，还没有说出长篇大论的腹稿，她立刻就说，给她身份证复印件就好。

　　考研那段时间吃饭，小蔡总是隔三岔五给我端一小碗西红柿鸡蛋汤或紫菜蛋花汤或丝瓜肉末汤。我说自己没点这个汤，小蔡说：“别人点了，爸爸水放多了，一个大碗装不了，多出来的就给你了。”

　　现在想起这些细节，依然觉得很感动，可那时我只是很木讷地“哦”了一声，权当自己明白了。缺乏自信的我，总不能很充分、很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考研结束后，我立刻找了一份工作，等着3月出分数线。老蔡、小蔡妈妈也会问我成绩，我说还没公布，他们问感觉如何，我说应该考得不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够过线。老蔡说：“如果你考到北京，那就不能继续来我家吃饭了啊。”小蔡很失落地问我：“哥哥，你要走了啊？”小蔡妈妈抓着老蔡就是一顿说：“人家考到北京是本事，凭什么让人在你这里吃一辈子饭。五块钱一顿的饭小刘吃了两年，以后就应该吃五十一顿、五百一顿的饭了。人不都是应该越活越好吗？”

　　老蔡讪讪地笑，我也不好意思地说：“小蔡妈妈，不会啦，我就是真的去了北京，回长沙肯定还会来这里吃饭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离公布分数线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一天，同学来找我吃饭，总共三个人，我点了四个菜。四个菜上齐之后，又多了一大碗猪脚汤和一条红烧鱼。这两个菜是大菜，我从来都不会点的。我着急地问小蔡妈妈：“是不是上错了，我没点啊，吃错了可赔不起。”

　　小蔡妈妈说：“吃吧，这一天每个人都会加菜，你朋友来了，就又给你多加了一个。”

　　“为什么？”我没懂小蔡妈妈话里的意思。

　　“今天27号，不是你生日吗？这里过生日的人当天都会加菜的，不只给你加，快吃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话刚问出口，我就想了起来，小蔡妈妈那儿有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可身份证复印件不是为了避免我们拖欠餐费吗？谁能想到，小蔡妈妈会把每个人的生日都标记下来。

　　我叫了几瓶啤酒，喝了几杯，有点儿晕，我去敬小蔡妈妈，谢谢她。我举着酒杯告诉她一开始我特别讨厌她，觉得她没人情味，后来看见她同意小赵赊账，觉得她还不错。

　　小蔡妈妈听完之后，佯装生气，让我罚酒，等我喝完，她看着我和同学说：“没钱留身份证有什么用？收着你们的身份证复印件就是觉得你们一个个挺需要人照顾的，一般能把身份证复印件放在我这儿的人，都是老实孩子。”

　　“哈哈哈，老板娘说我是老实孩子。”我笑着对同学说，其中一个女同学眼眶都红了，我的眼眶也瞬间红了。

　　考研的成绩下来了，我的英语差了一分，有朋友出主意让我带着自己发表的小说，去北京找老师，看看有没有特招的可能。我去了北京，没有被特招，却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是真的要去北京了。临走前，我去老蔡的小饭馆吃了最后一次饭，和他们告别。小蔡哭了，躲在房间不愿意见我。老蔡既开心又失落，小蔡妈妈让老蔡又多给我做了两个菜，说是给我饯行，我没有推托。

　　一段历史就这么结束了。真是好快。

　　到北京之后，我工作特别忙，很少有时间回湖南。工作第三年，我被派到长沙出差录节目。我特意带了一些北京的特产，抽空回到当年住的小区去看老蔡全家，心里想着小蔡已经长成大女孩了吧。

　　到了之后，却发现老蔡的饭馆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服装店。推开门进去，老板在店里。服装店的老板告诉我，他们回老家了。

　　“不是做得挺好吗？怎么说关就关了？”

　　老板看看我，笑了，说：“那个餐馆关了三年了。那时有很多孩子交了包月餐费，老板说这些孩子能找到一家便宜的餐馆不容易，本想能包一个是一个，谁知道那些孩子又带来了许多人，结果搞得餐馆几乎每个月都赔钱。后来老板和老板娘商量，那就等当时第一拨包月的孩子大学毕业就收摊。你也是那一拨小孩吗？”

　　我摇摇头——我是工作之后才来这里的小孩。

　　离开老蔡小饭馆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人来人往。

　　我想，一定会有不少人跟我一样，想起过去那些人和事的时候，会过来看一眼。想起那个留着剩菜打包一大盒米饭的自己，想起那个不好意思赊账的自己，想起那个让老板多放一些肉的自己，想起那些难以对亲人开口要生活费的日子，想起那些坐在一个泛着暖色灯光的小饭馆，喝一碗因为老板多放了一些水而变成的汤的日子。

　　（林清夕摘自中信出版社《向着光亮那方》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