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里的中国故事

　　我每次回家过年，都觉得家乡县城越来越像贾樟柯镜头里的汾阳，充满了故事，这故事由青春、记忆以及勃兴的当下组成，这故事散落在县城街道、新老建筑以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上。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县城飘起了小雨，我牵着五岁女儿的小手，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平时不爱走路的她，那天没有“求抱抱”，而是安静地跟随我走着，这个城市对她而言，仿佛没有一点陌生感。

　　我觉得这是一件挺神气也挺神奇的事。自己也不曾想到，会有一天牵着女儿的手，走在少年时呼喊过、狂奔过的街道上。出生在别的城市的女儿，在她父亲的家乡，会留下什么样的记忆？她长大之后，是否还会带着她的孩子来这里，是否还会体会到安宁、自在的气息？

　　在县城，我还遇见了每年都会遇见的人。一个远房的表叔，准时约我见面，和我谈他那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十多年前，一场冤案，让他无辜被抓进监狱关了二百多天，无罪释放后，他走上了漫长的维权路，没上访，没堵政府大门，只是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一样，年复一年地往外寄信。就这样一点点地努力，先是检察机关还了他清白，后是法院改判他无罪，再是申请政府赔偿成功，然后又是艰难地办理了退休手续。今年他告诉我，正在申请补发被开除公职后几年的工资，虽然遭遇阻力，但他坚信只要把信一封封寄下去，他那比窦娥还冤的案子，就能彻底结清。顺便说一句，窦娥是我的老乡，她的墓就在县城边上，我专门去拜谒过。

　　我在县城的兄弟开车把我拉到铁路桥下面的饭馆吃饭，在时不时驶过的火车的轰鸣声里，他终于肯对我讲述伤心往事。1989年，尚未成年的他卷入一场打架斗殴案，在那个时代，很多少年的命运会被一场打架改写，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而当年和他一起打架的孩子，有的只缴了五千元罚款就被放了出来，如果当时他有五千元，或许就可避免牢狱之灾。他对我讲他怎么在监狱里争取减刑的故事，讲述他坐满十五年牢被释放后突然面对这个变化巨大的世界的恐慌。现在他在一个工地老老实实地打工。吃饭的时候，他总说起我给他寄的一张贺年卡，他说他直到现在都记得卡片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我们在铁道桥下合影，火车在头顶呼啸而过。

　　我见到了弟弟妹妹们，当年他们都是孩子，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聚餐的时候，女人和小孩一桌，喝酒的男人坐在一桌，每逢这样的时刻，我都有些恍惚，这一年一度的相聚，等待太久，在一起说话聊天的时间又太短，短到我很想偷偷架一台摄像机，把这一幕幕都录下来，等到深夜没人的时候，自己看。很奇怪，以前没有这种想法，总觉得生命漫长，有的是时间见面，可今年情绪变了，觉得时间太短，恨不能把这时间拍扁了、拉长了，再按下暂停键。

　　我见到了家人、亲人、同学、朋友，见到了县城里的官员、社会上的小混混，见到了出租车司机、饭馆老板、卖煎饼的、卖水果的，见到了城管车、摆摊小贩……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见面亲热不亲热，我都是一个外来人，是待几天后要走的，他们的话里透着客气；吃饭埋单的时候，我永远没有机会，因为总是有人说，你是客，远来的都是客。有一段时间，我也一度这么认为，可今年心里就悬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怎么就是客了呢？我怎么就是客了呢？

　　这个县城过往的故事满满地塞在我的记忆里，有的写了出来，有的不舍得写。它现在正在发生的故事，又一点点地被我塞进了脑海里，我在琢磨，怎么才能把它记录下来，用对得住它的形式，写下让它永恒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最好的故事在县城，这些故事生猛、真实，带着土腥气，讲述时不需要矫饰，这些故事有世俗功利的一面，但牵扯到骨与血的时候，却一点儿也不掺假。

　　得益于互联网，大城市看到的网络电视，以及流行的手机APP，在县城一样普及；对商品房和私家车的追求与热爱，同样不理性；各种娱乐八卦、小道消息，传播速度和内容与大城市高度一致，小城人的见识和见解，一点也不比大城市的少。而一线城市里没有的，这里却有，比如相对洁净的空气，大片接壤的土地，开车五分钟就能见到的田野风情。

　　每年的回乡之旅，我都有不同的感受，今年发现了县城的故事性，发现了这座古老的小城，其实仍然年轻，而我对它有了依恋和了解的愿望，是因为我开始变老了。

　　（一叶知秋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记得有人在等你》一书，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