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里点一盏小灯

　　过去一年，我暂别报社，旅居爱丁堡。我的寓所对面有所小教堂，一天下午，阳光很好，我和朋友乔纳森坐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他是美国人，虔诚的基督徒，在小教堂帮忙，常向我普及基督教知识。那天下午，也许他觉得机缘已到，就问我：“你现在每天祷告吗？”我告诉他没有，然后用蹩脚的英语向他解释：

　　“很抱歉，恐怕我今生当不了基督徒了。从小我就被要求服从，不能有别的想法。长大后我开始厌恶服从，认为被别人控制思想是可耻的，对所有信仰都有了警惕，对偶像都反感，对全能的神都远离，所以对耶稣总抱着怀疑的态度，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他。”

　　存在于我身上的问题，关于灵魂的焦灼，相信并非个案，同样也困扰着几乎所有国人。崇尚自由的人焦虑，信基督的人痛苦，信孔子的人也痛苦，信传统因果报应的人更是绝望，什么都不信的人反倒是有福的。在这个时代，你要么做一个饕餮者，要么做一个麻木者，否则都躲不过痛苦。

　　在中国的城乡游历时，街巷市井之间，常见有人感慨：“现在的人心咋这么坏啊？”话糙理端，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得超出预言家的想象，在权力示范效应下，对天、地、神、圣人、历史的敬畏，几乎消失殆尽。安身立命的道德感找不到，应该移植的制度踪迹不见，嫁接的道德体系缺少生命力，普通百姓朴素的报应观念也被摧毁，那份维系社会与人心的内在秩序感正在崩盘。这是最可怕的情景，也是诸多社会灾难事件的内在根源，否则你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敢把有毒的污水注入千米的地下，断绝百年之后自家子孙最后的活命之路。

　　我的母亲文化程度不高而多愁善感，大半生内心痛苦不已，后来信仰基督教，在家乡小城郊外的教堂里日夜祷告，并坚持对父亲和我布道，为的是使我们改信基督（我们家的“宗教战争”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十来年时间，我亲眼看着母亲所在的乡村教堂由十余间平房、百来个信徒，发展到信徒数以千计，并建成一座拥有千人席位的大教堂。母亲把教堂当做真正的家，她对我形容那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我的记忆里，这八个字是历史课本上对一个政治清明的朝代的最高评价。

　　我的姥姥活到将近90岁，她一生无子，只有我母亲这一个养女，所以常叹自己命苦。姥姥80多岁时跟母亲住进教堂，几年前患病，教友们每日伺候，去世时教会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五六十位教友去殡仪馆，在她遗体旁唱赞美诗送别。乡下来的亲戚目睹这场景，对我感慨：“老人命苦一辈子，还是个绝户头，老了老了有这么多孝子，这辈子也算值了。现在乡下都找不到壮劳力抬棺材了，老人这个走法真是不错。”

　　我母亲和我姥姥，代表着这个国度最普通的人们，他们左顾右盼，只为给自己的信念找一个存放的地方，让自己心里感到幸福，不凄苦，不孤寂。虽然世道如此，本应是行为示范者的又“纲常大坏”，在这个2013年，我仍然希望，所有人都在自己心里点上一盏小灯，找到那个小小的太阳，既给自己以慰藉，也照亮周围，不要麻木地行走在这世上，不要走得那么匆忙，不要把自己的灵魂都丢掉了。

（作者：潘采夫 来源：《记者观察》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