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霾”的春天

　　这个发霉的早晨，连公鸡都不会为它打鸣。

　　你只能用“沦陷”来形容。

　　诸如“黎明”“晨曦”“曙光”之类的词，和它一丁点关系没有。这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早晨，它的应有之义、美学特征，荡然无存。

　　你想起老电影里“旧社会”的天色，那种一看就痛苦、悲愤，那种专为“剥削”“压迫”“革命”服务的色调。

　　戴着口罩，我在公园里跑步。看上去像个弱智，像个嫌疑人，或者，像围栏里的猎物？

　　这种厚厚的防PM2.5的口罩，已非普通意义上的护具，它是武装，它把你拖入了一种战备状态。戴上它，你就有了斗争的心态，你对天空充满敌意，对周围一切有了一种冷蔑的味道……这太糟了，这种心境对一个无条件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人来说，简直是侮辱，是极大的伤害。

　　这个春天交给我两项任务：运动和戒烟。这是医嘱，也是我送给中年的礼物。我曾那样地歧视肉体，在思想或精神面前，它被忽略和牺牲得太久了。我要忏悔，要补偿，要给它一个崇高的地位。爱身体吧，它不是旅馆，它是生命的祖国。我自言自语。

　　身体不应一味地为精神服役，反过来，它应该被精神追求，被盛赞，被爱戴。

　　一个人，尤其中年人，应有机会真正结识自己的身体，相知，然后相爱。体检，往往即这样的机会。那天，医生拿着报告单说，把烟戒了吧，你的心电图，你的胆固醇……我说“好”。

　　于是身体成了我的祖国。我是这个国度唯一的公民，我负有热爱它、建设它的全部责任，我希望它生机勃勃、前途光明，我希望它风调雨顺、鸟语花香。

　　运动亦和戒烟有关。烟瘾发作，我的办法是逃离椅子，逃离和“吸烟”有染的空间、氛围、人群、情景，到户外去，在旷野里深呼吸，让外界占领心神，让运动分泌一种叫内啡肽的物质，让莫名的兴奋冲刷尼古丁留下的恐慌……

　　可怜的是，我选择了这个春天，它让上述任务变得异常艰巨，因为，适合户外活动的天数实在太少了。

　　据北京气象局统计，从2013年1月1日到1月29日，雾霾天数为24天。能见度最低的那天，有人发了条微博：“世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你站在天安门前，却看不见毛主席。”并配了张广场的照片，一片灰，啥也没有。

　　守着“健康讲座”的老年人，常年会听到两种“专家提醒”。一是“多开窗通风，防流感，除甲醛，减少室内污染……”，一是“老少不宜外出，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闭门窗，防PM2.5……”。

　　悲摧的是，这两种指令，指的往往是同一天。

　　我对恶劣天气的定义，早不是刮风下雨砸冰雹，相反，我酷爱它们，只有一场大风才能把雾霾吹走，只有一场大雨，才能把天地洗净。然后是卷土重来、再度沦陷，然后是风云骤起、喜迎“解放”……

　　如今的“好天气”，全靠传统的“坏天气”来交易、来救赎。

　　现代人的生存有个特征：社会性太强，自然性不足，过多地纠缠和沉溺于社会性事务，而和大自然疏于交往。我本如此，但如今变了。这个春天，对我来说是生理的春天，是感官的春天，它最大限度唤醒了我的生物身份和自然属性，让我意识到一个动物的真实处境：空气、水、土壤、食物……

　　作为一个动物，这个春天实在糟透了，生存基础太恶劣了。

　　这个早晨，我并不孤独，一位遛狗的人迎面走来，他戴着口罩，而狗没有。走近了，我认出了那狗，也知道了主人是谁。两个蒙面人，谁都没打招呼的意思，狗也一声不吭，垂头丧气……这是个好主人，他每天赶在上班前来公园，不是为自己，他要释放掉狗一天的体力和激情。

　　我突然回头打量那只狗，它的鼻孔完全暴露在有毒的空气中，它没有拒绝的权利，更没有防护能力。

　　这么肮脏的天气，桃花竟然开了，像群不谙世事的少女。

　　树林拐弯处，猛然撞见她们，我惊呆了，惶惶然，似乎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她们依然笑靥娇羞，依然娇嫩欲滴，依然粉颈婆娑，和千年前的姐妹一模一样。

　　那一袭幽香，来自同一个香囊，来自同一首“桃之夭夭”或唐诗宋词。

　　她们若无其事，一副陶醉的样子，一副专心致志、憧憬出嫁的神态，似乎从不考虑嫁给谁，哪怕是个流氓，是个劫匪，是个混蛋。

　　她们脸上的幸福感染了我。

　　我仰起脖子，冲着灰色笑了笑。

　　桃花才是典型的花痴，她们是春天的新娘，她们每年都要出嫁，嫁给春天里某种汹涌的物质。

　　我羡慕她们，没心没肺，不用呼吸。

　　我参加了她们的婚礼。

　　凝视良久后，我依依不舍，向肮脏春天里的娇艳告别。

　　犹如乱世情人的永诀。

　　走出公园时，瞅见门墙上有张贴纸：

　　通知

　　自今日起，本公园开始喷洒防虫药剂，药物有效期为15天。此间，请不要在园内久留，更不要采摘或挖食野菜，否则后果自负。

　　我想起那群天天讨论用野菜包水饺的老太太。

　　可那些鸟儿怎么办？谁来通知它们呢？

　　这时，我听见一声狗叫。

　　狗会骂人吗？

（作者：王开岭 来源：《散文》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