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窃听

　　明初有两个官员，都姓宋：宋濂、宋讷。两人年龄差不多，宋濂生于1310年，宋讷生于1311年。明洪武年间，宋濂负责编修《元史》，宋讷则当上国子监祭酒（类似于京师大学校长）。

　　这一日，宋濂大概遇上了开心事，叫了几个朋友宴乐饮酒，喝得很高兴，宋濂为人谨慎，酒喝高了也从不说胡话。宋讷则碰到了一件闹心的事情：他的一件茶器被国子监的几个学生摔碎了。可能茶器比较贵重，宋讷很生气。（《明史》中这两件事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天，出于叙事的趣味考虑，我们放在一起说。）

　　第二天上朝。朱元璋笑眯眯地问宋濂：“宋爱卿，你昨天是不是喝酒喝高了？”宋濂不敢隐瞒，说：“是的，陛下。”朱元璋又问：“坐客为谁？馔何物？”宋濂都照实回答。老朱听了很高兴，说道：“诚然，卿不欺朕。”宋濂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欺骗皇上。原来，皇帝早已“密使人侦视”，暗中派了情报人员盯着宋濂，将宋濂请客饮酒的全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如果宋濂刚才说的有一句假话，立即就犯了欺君之罪，保不准会被老朱砍了脑袋。当时被朱元璋砍掉脑袋的大臣不知有多少。有一段时间，大臣每日上朝前，都要跟妻儿告别，交代下后事，以免上朝后被皇帝寻着什么理由抓起来，连个遗言都来不及留下就一命呜呼了。

　　朱元璋又笑眯眯地问宋讷：“宋爱卿，昨天你又为什么生气啊？”宋讷心里暗惊，老老实实回答：“昨天我的学生打碎了一件茶器，我心中惭愧自己教导无方，所以生了闷气。”老朱回手一招，叫太监给了宋讷一幅图画，画的正是宋祭酒“危坐，有怒色”。宋讷赶紧跪下来谢主隆恩。原来，朱元璋暗中安排了擅长速写的特务监视宋讷，特务将宋讷生气的形态活灵活现地绘制下来，呈交皇帝。

　　这两件事，充分显示了明代窃听监视系统的发达——当时可能每个大臣的身边，都有卧底或者暗中埋伏的情报人员。朱元璋生性多疑，对治下的官吏军民极不放心，安插了众多耳目为自己打探消息。这些密探并不隶属于政府，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每日他们都要将监听到的大臣动向包括其私生活情况汇报给皇帝。

　　在明朝，特务系统与窃听网络高度发达。朱元璋先是设立“检校”，类似于秘密警察，由亲信文武官员充任，“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随后又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俗称“锦衣卫”的“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赋予其侦察、逮捕、审问官民的大权。锦衣卫直接效忠于皇帝，独立于政府，首领为“都指挥使”，下设“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二人，“镇抚使”二人，“千户”十四人，下面又设“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总旗”“小旗”等若干头目；再下面就是普通的锦衣卫密探，叫作“力士”“校尉”。鼎盛时期，锦衣卫密探多达五六万人，耳目遍布天下，乃至“街涂沟洫”都有锦衣卫布控。监视宋濂与宋讷的，大概就是这帮人。

　　朱元璋布下的窃听网络，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明初有个叫钱宰的老臣，年纪一大把了却还要每天按时去上朝，因为工作辛苦，钱宰吟了一首诗，发点小牢骚：“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次日，钱宰上朝，朱元璋便笑眯眯地对他说：“钱爱卿，你昨天作的好诗啊。不过朕没有嫌你迟到，改成‘午门朝见尚忧迟’如何？”钱宰吓得屁滚尿流，拼命磕头谢罪。朱元璋大度地说：“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

　　尽管朱元璋创设的锦衣卫特务系统已经十分庞大，但他的子孙还不放心，又相继设立了几套窃听网络：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置“东缉事厂”（俗称东厂）；明宪宗朱见深又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东厂之外增设西厂；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设“大内办事厂”（内厂）。三厂均由宦官统率。西厂与内厂时设时废，东厂则几乎伴随整个明王朝而存在。

　　锦衣卫的情报网络已是非常发达，三厂的监视技术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据《明史》记载，明熹宗时，太监魏忠贤提督东厂，“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民间偶语，东厂立即便能知悉，仿佛人人身边都被安置了窃听器。

　　曾经有五个人，客居京城，一日在旅店喝酒，酒至酣处，其中一人说：“魏忠贤这个阉人，快要倒台了。”其他四人大惊，叫他千万别乱嚼舌头。这人借着酒劲说：“切，魏忠贤虽横，但现在他又不在这里，难道还能剥了我的皮不成？我怕什么？”不久酒席就散了，五人回房休息。睡到半夜，忽然房门被踢开，一伙人手持火把闯进来，一个个照着脸看，然后将五人全部抓走。来者正是东厂密探。五人被抓到东厂刑场内，那个骂了魏公公的家伙被剥光衣服，手足钉在门板上。魏忠贤笑眯眯地对他说：“你不是说我不能剥你的皮吗？我试试能不能剥。”便命人将滚烫的沥青浇遍那人全身，待凝固后再用刀割锥敲，竟将整张人皮剥了下来，惨不忍睹。其余四人吓得快要死过去了，魏忠贤却“每人赏五金压惊”，放了他们。（事见明末笔记《幸存录》）

　　魏忠贤拥有的这么发达的监听技术，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人肉情报网络之上的。东厂设提督一名，为最高领导，下面又设一名“千户”，一名“百户”，若干名“掌班”“领班”“司房”，各司其职。具体负责侦缉、窃听的秘密警察叫做“番子”，“番子”头目叫“档头”。“档头”还雇用了一大批市井流氓充当线人，称为“打桩”。“打桩”每探听到一事，便密告“档头”，“档头”再视事情大小轻重付给酬金；“番子”也每天潜伏于市井酒肆、大街小巷，甚至在穷乡僻壤也出现“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即东厂的探子。王公大臣、公主驸马的宅第，均有东厂的“人肉窃听器”，如朱棣篡位后，“尝夜遣小中官（太监）潜入殷第（驸马府），察之”。

　　在电子监视监听技术发明之前，朱明王朝可谓将“人肉窃听术”发挥到极致，其发达程度，恐怕有些近代国家也要自愧弗如。当然，现代科技的发展，更是为国家监控国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每个人都可能生活在无处不在的“天网”之下。这种情况下，出现爱德华·斯诺登这样的“背叛者”，便显得特别可贵。

（作者：吴钩 来源：《南都周刊》201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