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经常和我们讲发生在她们那个时代的故事,她讲得头头是道,我听得津津有味。她讲的关于“老戏迷”的故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
母亲那时候还小,村里有一个从外地逃荒来的人,我们这里管这些人叫“跑盲流”的。他是外地户,自然没有他的土地,只好在村里的煤窑出苦力。他每日几乎都是窝头就着咸菜,再加一碗汤,终日里不见细粮,更别说荤腥了。他爱抽烟,自己又买不起,只好弄些劣质旱烟卷着抽。赶上村里开个群众大会啥的,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拿一把扫帚把人们扔掉的烟蒂扫到一起,然后挨个扒开,眯着眼睛,极贪婪地掏取里面所剩不多的烟丝,存储到自己的烟盒里。
这样一个人,荤腥沾不到,烟也买不起,却迷恋上了看戏。平日里一分一毛地攒,攒够了一张票的钱,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县城里看场戏。他可真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老戏迷了!
有好事的人纷纷猜测,有的说他看戏是假,“逛窑子”是真,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全都搭到狐狸精身上去了。还有人兴致勃勃地给他编了一首打油诗:“一个窝头一碗汤,十斤汗来十车砖。盲流有劲不觉累,出了砖窑逛花窑。”也有人说他看中了那个唱戏的花旦,几天不见一回就会魂不守舍。各种谣传不一而足,他并不反驳,只是一味地笑,嘴里不忘哼哼着刚刚学会的几句唱腔,一副陶醉的模样。
在村人看来,他是不务正业的,因为他不该享有那份“奢侈”,他就该守着他的砖窑,日复一日地劳作。有人奚落他,有那钱不如买上二斤肉,一壶酒,好好犒劳犒劳自己,何必呢?听那两段戏,能长一二斤肉啊?
他不置可否,只是喃喃地说,隔几天听一回戏,心就不那么空了。
他打了一辈子光棍儿,因为没有人照顾,再加上年轻时身体被严重透支,刚过六十岁就去世了。临终的时候,他把这些年攒下的很大一笔积蓄都给了老支书,说自己无儿无女,让老支书用这钱为村里做点事,修修路,或者翻修一下村里的学校,也算让村人对他留个好念想。
出殡的那天,老支书请来了一个戏班,唱了小半天的戏。如果他在天有灵,定会对自己这奢侈的谢幕仪式感到十分满足吧。
这是个令人心生敬意的人,他于贫瘠的时光里,主动给自己订购了一份奢侈,这件事本身的意义甚至高过他生命尾端的那个高尚之举。
白岩松说,当下时代,最大的奢侈品,不是香车别墅,也不是金钱地位,而是心灵的宁静。
奢侈不是富人的专利,穷人一样可以。没有人规定,清贫的人就该守着清贫,循规蹈矩过日子。也没有人规定,苦难中的人就必须千疮百孔、唉声叹气地活着。
美国电影《战争与爱情》中医生与护士有过一次对话。医生认为该给伤员截肢,护士却努力争取为伤员保住那条腿。“对他来说,失去腿,生命也不再有意义。”“可你知道,若这次不截肢,失败了,第二次手术的费用会很昂贵。”不过医生最终还是妥协了,他说:“冒这样的风险的确很奢侈,可没有点奢侈又算什么生活呢!”
有时候,生活需要一种奢侈,那是给疲惫的灵魂敬的一杯酒。
如今,每次回农村老家,我都会为小广场上那些扭秧歌的人感动。那些农民累了一天,有的连衣裳都没来得及换,就拿起扇子扭了起来。
秧歌是劳动者的翅膀,不论多劳累,也可以扇动出一份奢侈的激情来。
死水尚且有微澜,更何况是有花有草、有风有雨的生活,岂可就这样白白地沉寂、默默地荒废了!
(作者:朱成玉 来源:《散文》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