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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故宫看见沈从文捐献的文物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长久地站立;在历史博物馆,我曾幼稚地询问一个讲解员,哪里是沈从文曾经站立的地方?那讲解员说来过这里的名人实在太多,她也不清楚。在去昌平的路上,看见达子营的路牌、奔驰的大巴、高远的蓝天,想起沈从文初到北京时的那句话:“北京的天蓝得使我想下跪。”北京之于沈从文,有过太多的辉煌、失落和苦难。
我要说的是巴金的回忆文字。在这些文字中,有大量的信息,使我们更多地去了解沈从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沈从文一生的经验,我们了解了,未必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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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去世后,巴金并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因为那时候的巴金身在医院,只好委托恰在北京出差的女儿李小林送去花圈。但此时的巴金并没有忘却他的好友,他不时地想从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知道关于沈从文葬礼的消息。但是,巴金失望了。新华社因巴金女儿送花圈,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之后,只字未提沈从文的葬礼。
没有达官显贵,来告别的只是些亲朋好友。厅里播放着死者生前喜爱的乐曲。沈老躺在那里,十分平静,仿佛在沉睡,四周几篮鲜花、几盆绿树。每个人手中拿着一枝月季,走到沈老跟前,行了礼,将鲜花放在他身边。没有哭泣,没有呼唤,也没有噪音惊动他。
这是李小林描述给巴金的当时的场景。
在我掌握的有限的材料中,沈从文去世的消息除大陆以外,全球几乎所有的华人报纸都作了报道。大致内容是:沈从文的逝去,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
就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从湘西的一条船上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开始是悄寂的,如同他的作品,清风一样拂过中国文坛;就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依旧在悄寂中终结了他的人生,没有评价,没有定论,没有熙攘和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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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文代会在欣欣向荣的北京开幕。许多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在这次大会上相互见面,相互拥抱,诉说往事,共话未来。然而,满怀希望的沈从文却被拒之门外,他不是文代会的代表。当巴金、李健吾、赵家璧等人前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的脸上依然露着微笑,并且打听文艺界一些熟人的近况,关心每个熟人。此时的沈从文,表面看上去是乐观的,其实,他的内心承受着多大的痛苦和压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巴金是这样说的:“他在围城里,已经感到了孤寂,对形势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两个文艺界熟人见见他,同他谈谈。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进水里,多么需要有人来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空了。”
这个时候,谁愿意去拉他?想拉他的人,在当时说不起话,也不敢说话。几个熟人,当然是有的,恐怕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我在阅读《沈从文传》和黄永玉写的《比我老的老头》时,也读到了关于沈从文淡出中国文坛的一些描述。首届文代会被拒之门外、弟弟被正法、一些熟人远离,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是不是沈从文淡出文坛的真正原因,谁也说不清楚。然而,在我看来,沈从文就此搁笔,转入文物和中国服饰研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战国漆器》不仅奠定了他在文物界的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他的生命。那个时候,为了命运,为了表现,为了一个新的活法,如果他继续写下去,在以后的时间里,会发生什么?老舍、傅雷的结局会不会在他的身上出现?
并非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而是沈从文实在太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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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金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描述的内容来自沈从文写给巴金的信件。“因住处只有一张桌子,目前为我赶校那两份选集,上午三点她即起床,六点出门上街取牛奶,把桌子留给我工作。下午我睡,桌子再让她使用到六点,她做饭,再让我使用书桌。这样下去,那能支持多久!”这里的她,自然是张兆和了。一张小桌,夫妻二人,错时使用。
我是躺在床上读这篇回忆文章的。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头下的枕头有些潮湿。这封信是1980年2月,沈从文写给巴金的。那年,我已经上小学,在西海固那个闭塞的小村庄里,我已经有了供自己做作业的木质书桌。然而,在北京,一位伟大的作家,为一张用来写字的书桌向友人伤感地诉说。
很明显,这是两个作家之间的笔谈,是来自肺腑的真言。此时的沈从文买不起一张书桌吗?书桌是有的,只是没有摆放书桌的地方。仅仅一封书信,从书信的背面,我能聆听到沈从文的声音、呻吟和申诉。而巴金将这封书信中的一个细节呈现给世人,他想要表达或传递什么信息?阅读此文字的人都很明晰。
关于书桌之事,巴金在文章中又发表了一点自己的感慨:“这事实应当大书、特书,让人们知道中国一位大作家、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这样的语言,只有巴金,而且只能是巴金这样的人才敢说出口,其他人呢?
在我阅读到的关于沈从文的文字中,沈从文的住房得到胡耀邦同志的关照和批示,给他解决了大房子,配了车、配了助手。关于此事,巴金是这样写的:“这个问题要是能早解决,那有多好!可惜来得迟了。不过有人说,迟来总比不来好。”
来了,一切都来了。当一切优越的条件向沈从文走来的时候,死亡并没有垂青这位伟大的中国作家。
(作者:程耀东 来源:《朔方》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