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心到中国梦

什么是美国梦？这个词最初是由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亚当斯在他1931年的着作《美国史诗》中提出来的。“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实现他的美国梦。”“美国梦不仅仅是物质丰裕的梦想，”他继续写道，更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其天赋与能力来获得他的成就，而且他们的成就也能被其他人认可，不论他们出生的环境和地位的偶然境地如何”。

　　不久前，我看到了一份有关美国梦的民调结果。据《今日美国》报道，24%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美国梦，40%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美国梦，15%的人表示毫无希望，21%的人表示对此并不关心。

　　我不知道类似的问卷在中国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它是有关国家的梦想，更是个人的梦想。而国家的价值，正在于提供一种相对公正的秩序，使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必为上访和躲避城管之类的事浪费时间甚至丢掉性命，而是专心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谈中国梦，这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即使措辞尖刻的言论，也是国家赖以上进的动力，所谓“爱一个国家，先要学会恨它”。这里的“恨”，是“恨铁不成钢”，是理性之爱，是清除坏事物的斗志，更是痛定思痛后的透彻。

　　你是否实现了中国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个人还好，至于这个国家，让我再想想……这是许多人的态度。至于这片土地未来会怎样，即将到来的是崩溃还是持久的繁荣，没有谁准确地预言过。正如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所见证的，这个国家有太多的变量，也有太多的恒量。有些方面千年不变，有些方面一日千里。

　　也有人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多赚点钱，能够早日移民美国，实现美国梦。”这不是简单的自我解嘲，而是许多人的真实想法。伴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走出国门。不过在国外我也遇到过许多华人，他们苦于去留两难：对异国若即若离，对故乡藕断丝连。正如韩素音在《瑰宝》里说的：“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这个社会会好吗？无论是准备离开还是回到中国的人，抑或久居此地的人，都会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里的水、空气以及食品的质量问题，什么时候会有所改善？不受约束的权力，什么时候能够被关进笼子里？中国会像过去一样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在麦比乌斯圈上徒劳无功地打转吗？

　　近些年，我每年执笔给一家媒体写元旦社论，其实也是和大家一起在做中国梦：希望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地生活，希望这里的自由越来越多，暴力越来越少。而这也恰恰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未解之结。

　　荷马说：“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对此，阿诺德补充说：“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态时，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时候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人争取解放的时候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针见血的对比着实让人赞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在被压迫时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时，又变得飞扬跋扈，伤及同类？

　　从概念上说，它关系到对自由与权利的理解。托克维尔曾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嘲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为仇恨大于自由，法国大革命最终血流成河。反抗与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奴役别人，更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让所有人能够在这种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从政治上说，它关系到对强力的约束。没有谁甘愿受人压迫，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奴役，不是因为这个人强而另一个人弱，而是因为那里奉行暴力逻辑，强者的力量未能得到约束。在此前提下，弱者不得不屈从于强者。同理，只要这种暴力逻辑不被打破，当有朝一日强者转弱，弱者转强，类似恃强凌弱的悲剧仍会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但是暴力的结构并没有变化。

　　从历史上说，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剧终”的革命或者反抗。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而只是为了反抗或者解放本身，就意味着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价值。当革命因对暴力的迷信而冲出应有的边界，否定人的意义本身时，革命不仅毁坏了过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来的方向。

　　还记得1984年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时的情景。从中国心到中国梦，跨越30年。不同的是，中国心是以中国塑造中国人，而中国梦是以梦想塑造中国。前者连接过去，后者面向未来。也许，最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做梦的权利，当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走到了一起，他们开始要求梦想成真。这个国家，每一天都在变化，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历史的河流总在不经意间拐弯，突然之间，一片宽阔。

（作者：熊培云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