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有一棵树,名叫鱼木,从南美洲移来的,长得硕大伟壮,有四层楼那么高,暮春的时候开一身白花。这树是日据时期种下的,算来也该有八九十岁了。
今年四月花期又至,我照例去探探她。那天落雨,我没带伞,心想也好,细雨霏霏中看花并且跟花一起淋雨,应该别有一番意趣。花树位于新生南路的巷子里,全台北就此一棵。
有个女子从对面走来,看见我在雨中看花,忽然将手中一把小伞递给我,说:
“老师,这伞给你。我,就到家了。”
她虽叫我老师,但我确定她不是我的学生。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素昧平生,凭什么拿人家的伞?
“不用,不用,这雨小小的。”我说。
“没事的,没事的,老师,我家真的就到了。”她说得更大声更急切,显得益发理直气壮,简直一副“你们大家来评评理”的架势。
我忽然惊觉,自己好像必须接受这把伞,这女子是如此善良执着,拒绝她简直近乎罪恶。而且,她给我伞,背后大概有一段小小的隐情:
这棵全台北唯一的鱼木,开起来闹闹腾腾,花期约莫三个礼拜,平均每天会有一千多人跑来看她。看的人或仰着头,或猛按快门,或徘徊踯躅,至于情人档或亲子档则指指点点,细语温婉,亦看花,亦互看。总之,几分钟后,匆忙的看花人轻轻叹一口气,在喜悦和怅惘中一一离去。而台北市有四百万人口,每年来看花的人数虽多,也只是两三万,算来,看花者应是少数的痴心人。
在巷子里,在花树下,痴心人逢痴心人,大概彼此都有一分疼惜。赠伞的女子也许敬我重我,也许疼我怜我,但其中有一分情,她没说出口来,想来她应该一向深爱这棵花树,因而也就顺便爱眷在雨中痴立看花的我。
我们都是花下过客,都为一树华美芳郁而震慑而俯首,“风雨并肩处,曾是今春看花人”。
那天雨愈下愈大,我因有伞,觉得有必要多站一会儿,才对得起赠伞人。花瓣纷落,细香微度,我们都是站在同一棵大树下惊艳的看花人,在同一个春天。我想,我还能再站一会儿。
(作者:张晓风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