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室手记

在医学院当了5年老师后，我又去报考研究生，因为想做医生。

　　为啥想做医生?我去医院实习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看到很多人在受病痛之苦，而医生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很神圣。

　　几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如愿进了杭州一家三甲医院做了一名血液科医生。为了把做医生的底子夯实，我又读了博士，专攻血液学。后来医院调我进入急诊科当科室主任。

　　在急诊科做得辛苦，但得到了不少肯定，获得了“杭州市十佳医卫青年”“杭州市五四青年奖章”“浙江省优秀青年卫士”……不好意思说了，其实我很简单，只想做个好医生。

　　能救命，救不了心

　　急诊室只有几百平方米大，在这里，生死逆转有时只是瞬间之事，这里上演着生离死别，发生的事情无奇不有，大悲或大喜都直面人性，照出的是大社会的缩影。

　　有一天出租车送来一个心脑血管发生意外、呼吸心跳停止的老人。陪老人一起来的是他的老妻。我们这边忙着打通气道，胸外按压，开通输液管道，紧张抢救，老妻在一边提要求，要求我们救活的同时还要保证患者能照常工作。当时我们就想，从来没见过谁在这样性命攸关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对老人都是高级工程师，男的退休后一直在工作，70多岁了，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事发这天早晨，他和往常一样出门，刚走到大门口就感到胸闷气急，还没走回家就跌倒了。

　　老人经抢救，生命体征基本稳定，但意识不清。第二天，他们的女儿从上海被叫了回来，她对我们说，她要上班，无法照顾父亲。老太太也对我们说，“要我照顾他，我吃不消。”

　　我们不晓得她们是啥意思，就对她们说，老人暂时病情稳定，但需要住院。而老太太提出，要拔除各种抢救的插管。像这样家属决然地放弃一个70多岁的老人的情况，还是很少见到的。这或许和观念有关，我无可非议。

　　但接下来老太太说的话让我惊愕。“他这样子活着，他痛苦，我也痛苦。再说，他不能工作了，那不是没用了吗?”

　　在亲人眼中，他活着的价值只是为了工作，我为患者感到悲哀。

　　人真的不一样啊。有一位老婆婆，每年都会陪着老伴来看急诊。老伴现在80多岁了，16年前中风，从此长期瘫痪在床，整个人佝偻成一团，不会说话，没有意识，大小便失禁，不会吃饭，得把食物磨成糊状，靠一根胃管打进去。

　　老婆婆服侍了16年，怕他长期导尿引起感染，为他手工缝制了尿兜，布带是软软的，不会弄痛他，也不会弄脏身子。在她眼中，老头只是不会说话，他心里什么都晓得的。

　　家里有好吃的，每次她都想让他尝尝味道。老婆婆说，做人体会的就是这一日三餐的甜酸苦辣。她喂他的时候总是说：“吃吃看，吃吃看!”她以为人间时鲜，老头总能咂出个味道。然而，老头多半无法下咽，呛到肺里，轻则呛一下过去了，重则成吸入性肺炎，送到医院抢救。

　　每次我们和老婆婆说，以后不要从嘴里喂食了，老婆婆总是念叨：“他年轻的时候蛮苦的，儿女刚刚出息，我们的日子才好起来，他就得了这个病。”

　　老婆婆和老伴的故事还在继续，这样的夫妻感情，恐怕现在的人是学不来了。

　　人啊，就是不一样，命在不同的人心中的分量也是不一样的。做医生的，能救命，但救不了心。

　　生命之轻

　　生命没有回头路。医学再进步，生老病死有其自然法则，不是医生本事大就一定能救回来的。有的病人一辈子就看了一次病，病历册上就只有一页，这一页却是死亡记录。若能把生命留住，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

　　3年前的一个大热天，救护车送来时，病人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了。随车医生说，他们到达时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通常还是要进行抢救的，不为别的，为了那百分之一或更少的存活希望，也为了道义。

　　这个安徽小伙子，经过40分钟的心肺复苏，恢复了心跳，也有了微弱的呼吸。啥叫心肺复苏?就是不间断地胸腔外按压，配合高级生命支持和机械通气。尤其是胸腔外按压，一个年轻力壮的医生15分钟下来就会浑身汗湿。按压的力量不能太重，又不能太轻，过重肋骨会被压断，太轻，心脏跳不起来。

　　晚上，我们3个医生和3个护士通宵守护。后半夜小伙子又是两次呼吸、心跳突然停止，都被我们及时救了回来。他年轻，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整整一个晚上，我们都不敢大意，因为监护仪上的呼吸曲线一直不稳，时有时无，总让我们不踏实。

　　第二天早上9点，已经过去了整整15个小时，就在看似稳定的时候，小伙子的呼吸和心跳突然又停止了，这次不管我们怎样抢救，他的心脏都没能再跳起来。

　　看着声嘶力竭的家属，再看看我们疲惫不堪的医生和护士，我只感到心酸，眼泪就要滴下来。这在我身上是很少发生的，有委屈的成分，因为我们所有的劳累和付出没有一丁点儿的回报，那条命轻飘飘地走远了。

　　这些生命虽然在病历册上只留有一页，但是在我心里却留下了极深的烙印。

　　记得一位科学家说过，“医学是没有真理的科学”。我会思考留在我心里的那些挥之不去的病例，希望找到更个体化、更合适的办法，比如抢救方案、用药的剂量等等细节，如果再大胆些，是否可以挽回他们的生命?

　　医生必须冷静、理智

　　有人说医生铁石心肠，他们哪里晓得，感情用事，是做医生的大忌。面对突然刮起的12级台风，医生就是风眼中的那个将军，必须冷静、理智。

　　救护车送来的，大都是命悬一线的病人，生死就在一瞬间。病人往往言语困难，我们肉眼所见仅是表面症状，我们必须通过表象，抽丝剥茧。有时留给医生的就只有10秒20秒的思考时间，医生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初步诊断，进行应急处理。

　　此时，我们通常面无表情，内心却风起云涌。

　　这个病人只有36岁，是从贵州出来打工的，他晓得自己不行了，前一天就打电话通知家里，让设好灵堂等他回去。

　　第二天一早，车票还没来得及去买，这边人就没了气。救护车送来，稍作检查后我们就确诊病人是重症肺结核引起呼吸衰竭。我们当场为他做了气管切开术，插管，建立静脉通路，稳定生命体征，稳定血压，迅速补液，并速请相关科室医生会诊，迅速制订治疗方案，24小时监护。

　　从我们开始抢救，他老婆就一直跪在那里。

　　他们有两个儿子，大的10岁，小的闹着玩时被人推入池塘淹死了。因为伤心，夫妻俩就离开家乡出来打工。打工大多是干体力活，男的有病，找工作就相当困难，辗转多个城市，最后到达杭州，在杭州也没有找到工作，病却越来越重，身上只剩下40元钱。

　　面对这样的病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沉重，医疗费用和重危病情把这个家庭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和同事说，一定要想办法救活他，至少要让他活着回家。

　　到第三天，不要说治疗费用，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先是我们护士长从自己家里带吃的给他们，但总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商量后决定在科室里发动捐款。像这种捐款对我们来说是常有的事，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不妥当。后来捐款范围扩大到整个医院，再后来通过媒体，社会上也有人来捐款。

　　病人家属拿到钱后，如数交给医院作为治疗费用。他们的朴实让我感动，因为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事，有的人拿到捐款就马上装进自己的口袋，医疗费用能拖则拖。

　　12天后，病人的气管插管顺利拔掉，能够进食了，精神也明显好转。到出院结算时，除去医疗费用，还剩下1万多元钱他们可以带回家。这让我稍稍感到宽慰。

　　第15天，我让同事帮他们买了回贵州的车票，还买了路上吃的点心，送他们上了火车。

　　但是我晓得这个病人的未来是不好的，如果没有钱做后续治疗，回去就是等死。

　　这辈子，我能救回多少条命

　　前年的一天，我在家刚吃过晚饭，手机响了，要我赶快去医院，说是状况比较疑难。这里插一句，我们急诊室全体医生护士都一样，手机是全天候开机，一个电话，没有二话，立即赶到医院参与急救，不管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一直都这样。家里的事就全部交给妻子了，她是眼科医生，对我还是理解的。

　　赶到科里，发现抢救床上没有病人。一问，病人好端端地坐着，一位70多岁的老人，精神状态尚可，问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我一看，他的嘴唇很紫，不是一般的紫。应该是严重缺氧，氧饱和度检测只有90%不到。如果这种低氧血症的状态持续下去，将引起全身缺氧、多脏器衰竭，导致死亡。

　　医生已经在给他吸氧了，但是血氧饱和度丝毫没有改善，这可不是儿戏。好端端一条命说走就走，我们见得多了。

　　原因不明，医生不敢用药。对症的药物是有的，但药物本身就有毒性，如果用得不对路，对病人不仅无效，反而会雪上加霜。

　　医生一遍遍追问都没有找到病因。根据经验，老人应该是亚硝酸盐中毒，毒物一般都来自食物，比如，腌过的、发霉的东西都可能造成食物中毒。但是老人和老伴都矢口否认进食过这类食物。

　　追问无果，我开始翻看老人的病历，一页页看过去，发现老人上半年去外科看过胆囊炎，病历上显示，老人拒绝开刀，改服中药。我心里一动，问老人，药方当中是否有需要分开服用的中药?老人想了一下，说有的，有一包分开包的白色的粉需要冲服。“是什么?”“硝石。”“就是它!”我叫了出来。

　　我对一边的医生护士说，所有的监护撤除，亚甲蓝静脉推注，15分钟后，老人就可以回家了。

　　一切如我所料，推注药物后，氧饱和度很快升到100%，老人的唇色恢复正常。我们的年轻医生和护士说：“主任，你好牛啊!”其实，我是中医出身，听到老人服用中药时，我就想到了硝石，这是中医治疗胆囊炎常用的一味药。硝石的成分是火硝，亚硝酸盐含量极高，完全可能引起中毒。

　　那天我站在科室门口，目送这对老人走出医院，有种平静的满足感，那个念头又出现在我的心中：这辈子，我能救回多少条命?

　　依然想做个好医生

　　我们急诊科的医生，每天和心脑血管病、坠落伤、刀伤、外伤、溺水、服毒自杀的人打交道。那些常人眼中极其敏感的事物我们虽已司空见惯，但它们对我们内心的负面影响还是有的。

　　我们大都睡眠不好，但是我们连吃安眠药都要看时间，不是随便就可以吃的，比如后半夜要值班，前半夜敢吃吗?不敢的。

　　现在的医疗环境大家都晓得，医患关系紧张，来自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太多，并不是医生单方面造成的，有其社会根源。尤其是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阻碍了医生在对患者治疗上的创新，我们必须随时和家属沟通，反复征询意见，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失去了抢救病人应有的主动。

　　我们曾经救过一个病人，冠心病，大面积心肌梗死。送来时，那口气眼看着没有了，但是被救了回来。接下来必须尽快做支架植入手术，而病人家属就是不信任我们，要求转院。

　　后来到了省级医院，手术成功后，病人给医生送去锦旗。医生对他们说，我们手术成功，是多亏了前面那家医院的急救，他们的心肺复苏蛮成功的，才有机会让我们做手术，你们还是去谢谢那家医院的医生吧。后来病人果然来了，送来锦旗时说了这番话。

　　有时，我真的很想对病人家属说，无论社会上对医生怎么看，无论有什么传言，在整个医生群体中，好的医生一定是占大多数的。哪个医生不想把病人治好?治好病几乎是每个医生的终极愿望。我晓得在当下说这些或许没有人愿意听，但这是真话。尤其在抢救病人时，病人及家属更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相信医生，这样对病人好，对医生也好。

　　医生的辛苦忙碌是大家都晓得的，暂且放开不说，我不喜欢诉苦，因为作为一个医生，对某些东西必须有承受能力。

　　做医生难，做好医生更难。但只要每天能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那种成就感足以支撑我继续做医生，而且是做一个好医生。

（作者：邓旻口述 邵婉靓 吴一兆整理    来源：《杭州日报》201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