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花了400多元人民币，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尤其那台电唱机，无疑集当时高科技之大成：四种速度选择、自动停放及速度检测调节系统。音乐淹没了我们，生活从此变得透明，我们好像住在玻璃房子中。

　　父亲并不怎么懂音乐，这件事多少反映了他性格中的浪漫成分和对现代技术的迷恋，这些与一个阴郁的时代形成强烈反差——那时候大多数人正挨饿，忙着糊口，闲着的耳朵显得多余。父亲还买来几张唱片，其中有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记得家里刚刚安装好收音机和电唱机，父母就在《蓝色多瑙河》的乐曲伴奏下跳起舞来，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蓝色多瑙河》是一张33转小唱片，在以多瑙河畔为背景的蓝色封套上印着俄文，估计是苏联某交响乐队演奏的。这就是我在西方古典音乐方面所接受的的启蒙教育。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知怎么回事，那场风暴总让我想到黑胶唱片。我把发出刺耳声音的高音喇叭放在窗外，调低音量，放上我喜欢的唱片。

　　1969年年初，比我高一级的中学同学大理把这张《蓝色多瑙河》借走，带到他落户的内蒙古大青山脚下的河套地区。同年秋天，我去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看我弟弟。回京途中，我在土默特左旗下火车，拜访大理及其他同学，在村里住了两天。他们与夕阳同归，肩扛锄头，腰扎草绳，一片欢声笑语。回到知青点，大理先放上《蓝色多瑙河》。这种在奥匈帝国王公贵族社交时响起的优雅旋律，与呛人的炊烟一起，在中国北方农舍的房梁上缠绕。多年后，大理迁回北京，那张唱片也不知去向。

　　记忆中的第二张唱片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哥伦比亚公司发行的78转黑色胶木唱片。20世纪70年代初，我和一凡、康成等人常在我家聚会，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如同围住火堆用背部抗拒寒风。在书籍与音乐构筑的沙龙中，我们开始写作。那是一种仪式：拉上厚重的窗帘，斟满酒杯，点燃香烟，让音乐带我们突破夜的重围，向远方行进。由于听得遍数太多，唱针先要穿过尘世般喧闹的噪音区，再进入辉煌的主题。

　　一凡在家洗照片，红灯及曝光被误以为特务信号，引来警察搜查。倒霉的是，所有唱片被没收，包括《意大利随想曲》。

　　第三张是帕格尼尼《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这张33转密纹唱片由德意志唱片公司所出，是我姑夫出国演出时带回来的。

　　一说起那次在欧洲巡回演出的经历，姑父不禁手舞足蹈。特别是中国古装戏法把维也纳的观众镇住了：魔术师先从长袍马褂里变出一舞台的火盆、鸽子、鲜花、彩带，最后又翻了个跟头，把闲置在一边的京戏大鼓给变了出来。静默片刻，全场掌声雷动。而对这段趣闻，由于叙述与联想的错位，让我把帕格尼尼的唱片跟中国古装戏法联系在一起，好像那也是魔术的一部分。

　　“文革”期间，姑父下干校，那几张好唱片总让我惦记，自然包括这张帕格尼尼，特别是封套上标明的“立体声”让人肃然起敬，那时谁家也没有立体声设备。每次借这张唱片，姑夫总是狐疑地盯着我，最后再叮嘱一遍：“千万不要转借。”

　　记得头一次试听，大家被帕格尼尼的激情弄得有点儿晕眩。正自学德文的康成，逐字逐句把唱片封套的文字说明翻译过来。当那奔放激昂的主旋律再次响起，他挥舞着手臂，好像在指挥小提琴家及乐队演奏。在我们沙龙，一切财产属于大家，不存在什么转借不转借的问题。顺理成章，这张唱片让康成装进书包，骑车带回家去了。

　　一天早上，我来到月坛北街的铁道部宿舍。我突然发现，在康成和他弟弟住的二层楼的小屋窗口，有警察的身影晃动。出事了，我头上冒汗、脊背发冷。我马上通知一凡和其他朋友，商量对策。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书信文字出了问题，各种假设与对策应运而生。那是1975年的初夏，那一天显得如此漫长。

　　傍晚时分，康成戴着个大口罩神秘地出现在我家。

　　原来这一切与帕格尼尼有关。师大女附中某某的男朋友是个干部子弟，在他们沙龙也流传着同样一张唱片。有一天，这张唱片突然不见了。他们听说某某在康成家见过，就断言是他偷走的。他们一大早手持凶器找上门来。康成的奶奶开门，他们推开老太太，冲进房间时，哥俩儿正在昏睡。先是酱油瓶、醋瓶横飞，然后短兵相接。由于“小脚侦缉队”及时报案，警察赶到现场，不管青红皂白，先把人拘了再说。帕格尼尼毕竟不是反革命首领，那几个人因“扰乱治安”被关了几天，写检查了事。

　　帕格尼尼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音乐将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得以保存、复制、流传，并在流传中出现问题：大约在他身后一百多年，几个中国青年为此有过一场血腥的斗殴。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张完全一样的唱片是通过何种渠道进入当时密封的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两个地下沙龙搅动青春热血，最终使他们交汇在一起的。这肯定与魔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