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两年了。在震后的土地上，被摧毁的家园正在超速重建，那些遭受重创的心灵呢？他们是否获得了真正有效的心理救助？ 2010年2月，《心理月刊》记者专程飞往都江堰。我们与坚守在那里的志愿者，以及接受他们心理救助的当地人，有了数日的碰撞和沟通。虽然短暂，却能深切地感受到：灾区的心理援助远未真正开始。
进入篇：聚会，是许多人的孤单
2010年2月28日，5.12地震后的第二个元宵节。
傍晚，我来到都江堰市区的广场。这里人潮涌动，孔明灯漫天飞舞。5.12震后的成都，端午节才放飞的孔明灯，成了每个重要节日的祈福活动。一个中年孕妇挺着大肚，双手举着纸灯笼，丈夫半蹲着点火，两个人神情凝重。“给我们儿子放的，地震了他也走了。以后每到逢年过节，我们都来。”孕妇伸手捂住鼻翼，转过头去……我不忍再问。
这里像在进行一场聚会，于无声处，伤痛暗涌。
“地震后，都江堰的发展加快了30年。” 城北馨居管委会任书记感叹——都汶高速贯通；通往成都的快铁即将完工。我们站在新落成的北街小学，超一流的设施和建筑，堪媲美中国任何一所大学……“这，有点过了。”拍摄震后都江堰的纪录片导演范俭感叹。回想两年前，新建小学在哀号声中瞬间崩塌。今天豪华的新校舍，些许讽刺。
重建损毁的家园，只需短短数年；重建受创的心灵，却可能是很多年，甚至几十年都难以完成的课题。
据统计，震后都江堰，至少产生了700多个丧子家庭。仅新建小学就有200多个孩子在废墟中离开人世。逝者已矣，但从那一刻起，丧子母亲、丧子父亲、或身体致残或心灵受创的孩子，成了都江堰最悲伤的名词。心理干预是他们最亟须的帮助。实际如何呢？
留下，因为别无它法
“防火，防盗，防心理专家”类似的言语，地震初期时见报端。5.12后，灾区的心理专家被称为“暴走族”，嗡地来了，倏地走了。被挖了伤口的家属眼泪还没干，另一个专家又来了。曾有记者统计，地震刚过，灾区的心理咨询师超过2000人，光都江堰就有数百名；两年后，激情散去，偌大的灾区，只有一个心理援助志愿者坚持下来，这个人叫刘猛，河北经贸大学心理学教师。
2月27日，“妈妈之家”心理救助站，一套简陋的三居室，是创始人刘猛和十几个志愿者居住、办公的地方。清晨8点多，我来到“妈妈之家”，刘猛已经在工作了。他是1974年生人，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憔悴很多。饭桌上摆着剩下的清粥——清淡得似乎只有几粒大米。还有半碗汤饭。
曾在这里跟拍数月的导演范俭说：“剩了几天的饭，他们也不舍得倒，拿来做成汤饭。”10点，刘猛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站着大口喝下两碗清粥——算是他的早餐。
匆匆赶去板房区回访的路上，我和刘猛有了短暂的交谈。“留下来是没有办法。”他叹气。两年前地震刚过，刘猛带着两件衣服来到都江堰。原本打算待两个月，有人轮岗他就走，没想到，一待就是两年。“咨询师们只来了一两周就走了，关系都没建立起来，就无从谈心理援助，结果只能是一次次伤害他们。”央视曾报道刘猛，留下只为奉献。刘猛直摇头：“我想走，却不知道把救治对象转介给谁。心理咨询是我的专业，我敬畏它，不敢违反它的规定性。开始了，就只能继续。” 刘猛向学校请了长假。十几万元积蓄用完了，靠妻子、朋友的资助……
我们来到板房区。这里看似安静，却有无数的问题在等着刘猛：有人抑郁了，有人反复了不断有碰见的妈妈拽着他，非留他吃饭。他们都叫他“刘校长”——2008年5月底，他用帐篷为孩子搭起了“阳光课堂”。
去年3月，刘猛又创立“妈妈之家”，为丧子妈妈做心理疏导。在十几个来来去去的志愿者中，雷梅与马重祎是刘猛最得力的帮手。两个85后都在2009年上半年辞去工作，来到这里。雷梅帮扶妈妈，马重祎面对孩子。
我们的都江堰之行，就跟随在这里驻守了两年的刘猛团队，碰触了他们帮扶的、依然脆弱的心灵——震后丧子妈妈、受创孩子、看似坚强的丧子父亲。只是冰山一角，仍能感受他们漫长、曲折，且远未走完的心理重建之旅。
妈妈篇：满月酒
这些天，“妈妈之家”连续有两位再孕母亲摆满月酒。
2月28日的酒席上，宾客大都是40岁上下的男女。志愿者雷梅告诉我，大多是丧子家长。地震之后，他们的朋友圈也发生了变化，不愿碰触完整的家庭，喜欢跟相同经历的人在一起。也许是朋友添丁触及了伤痛，迟迟未孕的一些妈妈面带愁容，思绪似乎游离在热闹的酒席之外。
席间，我问右边的一位宾客：这家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左边的中年女性立刻探过身来：“是儿子。”随即她话锋一转，“地震中他们死的是女儿。” 我有些错愕：在这样喜庆的场合，提这不合适吧？“哦，儿子，挺好的。” 我打着哈哈。“哪个说的？”她皱起眉头，“女娃儿才好！”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她尴尬地扯动嘴角，“儿女都一样。”低头不再做声。
事后，我的揣测从雷梅那里得到了印证——这也是一位丧子妈妈。地震中，女儿遇难了。最近她做了各项身体检查，都正常，但仍未怀孕。
当我表达对她情绪的担忧时，雷梅说，她已经算恢复不错的了。至少有时候会说笑了。地震以后，很多人性格都发生了变化，丧子妈妈尤其暴躁，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触怒她们。都江堰第一位人工受孕、成功生育的妈妈马军就曾是这样。
有一次，邻居看马军很痛苦，好心劝说：别难过了，毕竟政府对你们还是不错，给了那么多赔偿款。马军一听，怒了：那你也让你的孩子去死，我把钱给你！——没人敢再来自讨没趣。
直到有一天，马军被人拽到丧子妈妈常聚的“妈妈之家”，她开始在这里学着折“妈妈之花”。慢慢地，雷梅的热情和笑容感染了她。有一天，她主动跟雷梅倾诉了心里的痛苦。马军的老公上白班，雷梅白天去陪她；老公上夜班，马军害怕，雷梅也去陪她。马军的心情一天天好起来，5月，成功受孕。
生活是最好的哀伤治疗
丧子妈妈大多在40岁上下。让她们以平和的心态孕育生命，是“妈妈之家”的工作，也是难题。丧子妈妈为了再孕，取了环，却迟迟不见月经；刘猛还一度遭遇9个孕妇，8个胎死腹中——尚未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又要重新适应孕妇角色，她们时常暴哭，暴怒。
刘猛曾是每小时收费1000元的心理专家，但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以往的经验，失灵了。为妈妈们做心理疏导的点点滴滴，也是刘猛摸索的过程，从做个案上升到探讨模式和方法。
2008年6月，刚到都江堰的刘猛就遇见要自杀的妈妈，而她的丈夫也情绪低落。刘猛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陪伴她：每天看望她若干次，帮她打饭、买生活用品，雨后帮她把帐篷的小窗打开，透透湿气……
一周后，这位不言不语，不吃不喝的妈妈终于有了反应，她开口对刘猛说：“再晚又没有饭了，你快去吃吧。”她开始懂得关心人了。刘猛接着让她的老公配合，只要有病痛就表达出来，让妻子知道自己需要关怀。在关心他人的过程中，她的伤痛减弱了。现在，这位妈妈已经生育，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刘猛把这套经验总结为“过度关怀”，这是书本上没有的，“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适度关怀是不够的。她需要三分，我给她六分，效果才能明显。当有人给她过度关怀时，会激发她自我康复的愿望：人家关心我好几天了，我怎么一丁点起色都没有啊。”
“生活是最好的哀伤治疗。”2009年7月是妈妈们怀孕的高峰期，这得益于1个月前的一趟惠州旅行，这是有心人士为丧子妈妈安排的。环境改变，她们心头的阴霾也散去许多。
如今，“妈妈之家”帮助过的230多位母亲，有70多人已成功生育，还有很多人在孕。
如果未来没有孩子
还有一些妈妈，她们必须面对的未来，不再有孩子。殷妈妈就是这样一位母亲。都江堰中医院倒塌那天，正在那里实习的女儿，再也没有回家。
在板房区门口，我们看到正在卖光碟的殷妈妈，没生意时，她就呆呆地坐着，眼神没有聚焦，眼眶红肿。“殷妈妈。”听到志愿者大声叫她，她如梦初醒，有了笑意。
“她已经好多了。几个月前她都还随时在哭。坐着哭，走路也哭。”雷梅看过她很多次，殷妈妈却始终不记得她。直到丧子母亲的那趟惠州旅行。
一路上，雷梅负责照顾殷妈妈。第一天在三门岛吃了海鲜，殷妈妈被鱼刺卡住了，但她没吭声。第二天，不经意地提了一句。回宾馆以后，雷梅找服务员倒了一杯醋，给她送到房间。她一把搂住雷梅，失声痛哭。
雷梅还做了一件违背心理学常识的事。她的生日要到了，殷妈妈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她回答：我想认你当干妈……此后，志愿者们也不再叫她殷阿姨，改口叫殷妈妈。
殷妈妈的情况有了起色。她偶尔知道关心自己的身体了：“唉，我不能再哭了。哭多了，天稍微黑一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和其他再生育的母亲相比，殷妈妈的情形并不乐观。
还有很多比殷妈妈年轻的母亲，经过震后两年的努力，仍然无法生育。她们将要面对的，恐怕将是无子家庭的事实，这是她们从未考虑过的。成为丧子妈妈，让她们经历了人世最大的伤痛；而成为无子妈妈，会让她们失去价值感。“妈妈之家”马上会进行大规模的回访，给不能再生育的妈妈埋下一个伏笔，让她们勾勒以后的人生规划：如果没有孩子，怎么办？
孩子篇：每人伸出一根手指
10个孩子围作一团，每人伸出一根手指，尝试着抬起一个成人。一开始他们很害怕，一次次失败后，一个孩子站出来，在他的主导下，孩子们很用心地同时发力，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孩子们兴奋了，嚷嚷着要抬起180斤的志愿者小胖，小胖跑掉了。
这是刘猛在“阳光课堂”上带领孩子做的游戏。他没有点破用意。游戏中，孩子们体验到了自己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每人贡献一根手指，却能抬起上百斤的重量。原来我们也有力量抚平伤痛！
5.12后，新建小学伤亡最惨重的五年级(1)班，56名学生只有4人幸存。身体致残的，据马重祎所知，不下五六十人。绝大多数孩子心理受创，出现了心理学上所说的“退行”——10岁看着像8岁，8岁看着像5岁。“熟悉的情境能帮他们找回安全感。”2008年6月，“阳光课堂”开课。熟悉的上下课铃声，熟悉的1.2米×2.4米黑板，熟悉的课本和同学……
“你好像成了妈妈们的保护者。”熟识后，我对雷梅说。她立刻哭了，“我不知道这是在保护还是伤害她们。”
雷梅的情绪令人担心。她曾是大家的开心果，“现在除了妈妈和孩子，我不爱跟其他人说话了。”2009年雷梅只哭过两次，但最近几个月，动不动就掉泪。还有家庭的压力，“我妈说，我去照顾别人的妈，却丢下自己的妈。”
雷梅随时做好交接的准备，但无人能够长期接手。
“我希望建立一个规章，心理咨询师6个月一期，普通志愿者3个月一期，要离开，就得负责找到下家，找不到就永远连任。”几个月前，刘猛已经在网上发了帖子，寻找能接手他工作的人。但至今没有合适的人选。没有制度和资金保障，像刘猛这样长期驻扎，很难。
建立良好的志愿者心理援助制度，推动中国公益机制发展，唤起更多人的责任意识——这是刘猛现在最关切也头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