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距离Absolute Distance
时间：2010.11.28～2011.1.3
地点：北京草场地255号，空白空间画廊+MK2艺术空间
主办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协办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DFID
策展人：张冰
网址：
参展艺术家：陈航峰、邓华&傅真、高磊、顾叶丽、李一凡、林哲乐、刘任、缪晓春、欧阳自明、沈少民、史金淞、宋冬、王韬程、吴俊勇、向京、朱发东
“我一直在思考我所有做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常规虚妄的慈善公益活动？还是说通过活动我们真正能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今年，我想可以把这个艺术展览转换成一个调查研究报告。
常规来讲，我们只是把作品放在一个空间里展示。实际上，从我有这个想法，到召集艺术家，到和艺术家一起去乡下接触患者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用纪录片、画册等形式传达给受众，让大家知道：人和人是一样的。我们和患者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这没有任何危险。
这次带领当代艺术家，希望他们实际接触了患者，他们就真的有感动，有情绪，哪怕他们会有厌恶、歧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反映了一种真实。”——张冰
从北京出发，1.5小时的飞机，2小时的汽车，就到了这个黄河边的小县城。但因航班延误和雨天路滑，我们到达时已经晚上8点。
来迎接的两个人足足等了两小时，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亲人似地笑。两人是新婚夫妇，他们的名字就好像最近红起来的“志明与春娇”。志明大约40多岁，额头、嘴角的沟壑间溢满了笑。春娇年轻些，生得秀气，眼睛亮亮的。除了肤色略深，他们丝毫看不出是HIV感染者。志明还是玛丽斯特普（注）的“感染者－公众积极对话”志愿者。
晚餐，和夫妇俩齐齐落座：当代艺术策展人张冰，艺术家沈少民、李一凡、欧阳自明、朱发东，玛丽斯特普的项目专员罗楠，摄影师水泓，及包括我在内的两位媒体记者。
山西是张冰今年带艺术家下乡的第3站，前两站云南和广西，有另外10个艺术家参与。艺术家下乡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这一次，他们要和HIV感染者同吃、同住，一起生活7天。
3000只蚊子的危险距离
“3000只蚊子同时叮完HIV感染者，转身又同时叮你；或者你和他们交换了4加仑的唾液，你才可能感染上HIV病毒。”跟随玛丽斯特普工作一年的水泓又在“穷显摆”。而这一点点常识，对“血液、母婴和性传播3种途径”倒背如流的我以前并不知道。我相信也是同样的无知，让大多数人一听闻要和HIV携带者共同生活就大惊失色，惟恐避之不及。
比如那些受到张冰邀请却没来的艺术家。比如来之前心里也打过小鼓的我。比如林子和巧月的邻里乡亲。
早晨7点半，李一凡这组的我们，和林子、巧月翻山越岭去他家的花椒地。6点起床，生火、做饭，早饭后去10公里外的自家地里采花椒，是两口子在这个季节里每天的生活。路过的村人远远地和两口子打招呼，并稀罕地望向我们。“林子是党员，人好，常去给人帮忙，从前家里天天往来不断人。”巧月说话时，眼底无尽凄凉，“一知道我俩得的这个病，全都不来了。西边那间房塌了顶，想叫人来帮忙修，没一个人肯来。”路边一个大嫂看着我们一行人跟着两口子，狐疑地问我们是谁。罗楠大声回答，林子家的亲戚。大婶不自觉地凑近来，眼里多了点新鲜劲，仿佛在说：哟，他们家在城里有人。
与此同时，沈少民那组艺术家也陪着姚大姐在邻村的集子上“招摇过市”。买了菜，让村里人看了个遍，还请了村长和村支书来家吃午饭。姚大姐和巧月一样，也是1994～1995年前后生孩子大出血，输血感染的HIV，所幸她家男人没事。看着艺术家们又下厨又敬酒，第一次和艾滋病患者同桌吃饭的两位贵客，略收敛了刚入座时的尴尬，学着大家吃起来。
我们和HIV病毒之间的安全距离有多远？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又有多远？它的确无法用3000只蚊子和4加仑唾液的理性尺度来衡量。当权威和示范出现，从众心就能够让人们改变态度和行为，及至彼此的界限。可笑的是，人们对HIV的恐惧和接纳，似乎都是非理性的。
“我在你这个年纪，错过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春娇可能是那天村里唯一一个穿5厘米高跟鞋的女人。乌黑的头发，齐刘海，纯白的棉布连衣裙。对年龄、生活甚至命运，她有理由不甘。
春娇36岁， 今年1月从湖南衡阳来到这个黄河以北的村子。她做过奶粉推销员，卖过保险，曾经是公司的业务骨干。2003年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前她得知自己感染了HIV病毒。去年在QQ群上认识同是感染者的志明，相谈甚欢。志明比她大10岁，是爱知联盟在韩城村的站长。乡村的新鲜空气、男人的殷勤追求和团体的归属感，让日渐疲弱的她作了这个决定。现在她每天要去摘带刺的花椒，顶着正午骄阳，坐在地头啃馍馍。“我已经很久没吃到南方的四季豆了。”春娇幽幽地说。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农村，始终是一条她很难跨越的鸿沟。
“我知道前夫搞外遇背叛我，那个打击是我后来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的10倍。”春娇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沉吟了几分钟。“你知道吗，在你这个年纪，我错过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她看起来有些激动，“那年，我舅舅在杭州开美容美发店，要找我去学美容，帮他做事。可是我们那时候联系不上。我跟当时的男朋友在湖南。舅舅后来找了另一个姑娘去学美容，帮手，她现在每个月挣三四千呢！”
她的眼睛很亮，要望穿时空似地出神。我猜想她心里有很多个“如果”：如果舅舅联络到她，她就会去杭州工作、生活，那么她可能不会和前夫在一起。如果她没有嫁给前夫，那么她就不会感染HIV，她也不会到这里来……
我们都爱幻想生活在别处。如果可以拿着遥控器快进、倒退自己的人生，你要不要？如果命运可以“如果”，你就能过上你现在想要的生活？还是你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欧阳自明 《肌裂》，灯箱，2010
“人就是人。有艾滋病或者没有艾滋病的人，都是人。我用某个HIV携带者的肖像作为轮廓，里面的元素都是其他人的照片。意思就是说，他们和我们没有不同。从另一个角度说，HIV不是那么明显能看出来的，也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你。
比如我们去看的姚大姐。她本来好好的，但是村里人知道她得病，就都不理她了。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因为疾病切断了她和周围的关系。其实她笑的时候还是蛮灿烂的，她有自信的时候还蛮有精神的。但是当艾滋病变成一个话题，她的精神都被砍掉了。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生活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死亡是逃避不了的东西，要么你面对它，要么你不面对它，早一点面对它有什么不好？”
孤独行走@小镇市集
那天我们6个人，穿着靛蓝靛蓝的中山装，戴着一色的帽子，走在镇里唯一一条南北向的大街上。像大多数北方小镇一样，南北和东西两条大街十字相交，北街卖瓜果蔬菜，南街卖日用百货。按照作品设计者朱发东的要求，我们必须缓慢地招摇过市。
去上货的大叔停下了摩托车，鞋店的老板娘拎着一只塑料凉鞋、上半身探在柜台外面，蹲在地上给土豆排队的大爷也站了起来……他们却并不靠近，警惕地和我们维持着距离，似乎镇子上所有的眼睛，都想要把我们看穿。“他们把我们视为异类，”罗楠说，她一直喜欢自己这份帮助艾滋病患者的工作，“这很像HIV感染者的处境。”孤立无援，我如此深刻的感觉。突然想起有一次巧月擦了眼泪，说：“我们就是要好好过，争口气，叫他们看看！”
不管贫穷富有、高贵平庸，既然每个人的最终结局都是一样，既然每个人都会陷入孤独的境地，何不学学艺术家们对待HIV感染者的方式？住在他们家里，一起做农活、做饭、吃饭、聊天，还有像沈少民说的一样，走了以后给他们寄一张明信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足以让人无比温暖。
＊本文中的HIV携带者名字为化名
注：英国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关注及促进青少年、流动人口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等脆弱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
欧阳自明 《肌裂》，灯箱，2010
“人就是人。有艾滋病或者没有艾滋病的人，都是人。我用某个HIV携带者的肖像作为轮廓，里面的元素都是其他人的照片。意思就是说，他们和我们没有不同。从另一个角度说，HIV不是那么明显能看出来的，也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你。比如我们去看的姚大姐。她本来好好的，但是村里人知道她得病，就都不理她了。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因为疾病切断了她和周围的关系。其实她笑的时候还是蛮灿烂的，她有自信的时候还蛮有精神的。但是当艾滋病变成一个话题，她的精神都被砍掉了。
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生活就是走向死亡的过程。死亡是逃避不了的东西，要么你面对它，要么你不面对它，早一点面对它有什么不好？“
沈少民 《三分二十一秒》，影像，2010
“作品通过拍摄5位HIV感染者的3分20秒面部表情，来传达他们内心深处的孤独、荒凉及无奈。在展览现场，面部表情的图像从上方投射到观众的身上、脸上、地上……化为碎片撒向世人。
山西之行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当你明白了生与死的时候——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生死边缘的人，你才知道去追求精神。但精神并不是生活，很多人说“精神生活”，我觉得它们不是一个概念。精神是你悟出人生道理的一个过程。看到一个面对死亡的人的生活状态，你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还在生活，他们还有希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别人生活？”
李一凡 《talk & said》，双视频，2010
■ 《心理月刊》：你的思考点放在“看不清楚”，它是什么状态？一定要看清楚吗？或者说在我们无力看清楚时，对“看不清楚”保持自己清醒的觉知，也足够？
李一凡：我很犹豫这个作品的名字，我开始想叫它《目眩》。后来我想到两个英文单词我又想叫它《talk & said》。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取个什么名字好。40岁以后，我觉得我对自己是个什么倒真有些了解了，但对社会和环境的判断却越来越混乱。比如艾滋病，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它是个非常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些可怜的卖血者、输血者怎么会和那么多大事大非扯上关系呢？
王韬程作品《小距离》，未完成
中国墨水、宣纸、铅笔、矿物质颜料、丙烯颜料，265x33cm，2010
病毒正传 高风个展
2008年，@上海南苏州路1247号，南岸艺术中心
正好是SARS、猪流感全都来过了。因为自然环境恶化引起疾病的流行，公众对SARS、疯牛病、口蹄疫这些传染性的疾病很恐慌。人们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为什么叫病毒正传？这是一个改变态度和观点的方法。病毒其实是有好有坏。你的身体就像一个战场，两方战士在里面打仗，看谁斗得过谁。你的身体、情绪或各种原因，都可能影响你体内好、坏病毒的比例。人健康的时候，是对身体有利的病毒控制住了对身体有害的病毒。这是第一点，希望大家对病毒有一个比较公正的看法。第二点是把艾滋病和其他疾病作类比。如果我们对其他疾病没有那么恐惧的话，那么其实艾滋病也没什么了不起。
19个游戏
2009年，@北京市酒仙桥路2号798艺术园区，梯级艺术中心
因为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很多的国际政治问题。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前也都有经济衰退，而战争是人们找钱的一种方式。前段时间艺术市场很红火，大家也有了些钱，可是如果一有战争你的钱就什么都不是。你可以拥有名利，你可以害怕疾病，你可以有偏见，但是一旦在极端的环境下（战争），人是特别脆弱和渺小的。你现在看重的很多东西会变得毫无意义。
把艾滋病放在这整个大环境中，它就不叫个什么事儿了。如果在极端情况下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那么人们对疾病的歧视可能是最弱小的一点。你会发现很多现实的状况比艾滋病对人身体、精神的摧残要厉害得多。
主题讨论到战争、环境、政治关系、经济危机，都是很沉重的话题，所以我想举重若轻地用“游戏”的概念。我们谈论的这些都是游戏，政治游戏、军事游戏、种族之间的游戏，或金钱的游戏。游戏是人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既容易理解，又表达了一个严肃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