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小鬼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多半答说有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挨打也没有被责备。我要说的是——偷钱。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

这件事情,说起来是十分平淡的。也问过好几个朋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多半答说有的,而结果却都相当辉煌,大半没有挨打也没有被责备。

我要说的是——偷钱。

当然,不敢在家外面做这样的事情,大半是翻父母的皮包或口袋,拿了一张钞票。

朋友们在少年的时候,偷的钱大半请班上同学吃东西,快快花光,回去再受罚。只有一个朋友,偷了钱,由台南坐火车独自一人在台北流浪了两天,钱用光了,也就回家。据我的观察,最后那个远走高飞的小朋友是受罚最轻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空的时候,着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对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们出手偷?当然这是比较明理的父母。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在家不愁衣食,走起路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我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而压岁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压着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乖地交出给父母,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母。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小小年纪,将自己的钱支配得仔仔细细。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色糖果用的那种。

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粒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干净,夹书里,等夹成一大沓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间总特别热心,恨不得将那本快快用光,好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不停地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着一张红票子——5元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120元台币一个月。5元钱的价值大约现在的500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可以贴一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乐。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离不开它。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口袋里。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地蹲在院子里玩泥巴。喊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5元钱怎么不见了。”和弟弟乖乖地吃饭,没有搭理,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都红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被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那些宝贝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准我穿长裤去睡,硬要来脱我的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口袋时,我呼的一下又涨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像在发烧,口袋里的5元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大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着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地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一个温度计。我将眼睛再度闭上,假装睡着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被放到大树下的小桌边去,叫我们数柚子和芭乐,每个人的面前有一碗绿豆汤,冰冰的。

照例捧一本《西游记》在看,我们想听故事,就念—小段。总是说,多念要收钱;一小段不要钱。她收一角钱讲一回。我们没有钱,她当真不多讲,自己低头看得起劲,有一次大弟很大方,给了她2角钱,那个孙悟空就变了很多次,还去了火焰山。平日大弟不给钱时,我就没得听了。

那天姐姐说《西游记》已经没意思了,她还会讲言情的,我们问她什么是言情,她说是《红楼梦》——里面有恋爱。不过她仍然要收钱。

我的手轻轻摸过那张钞票,已经快黄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长裤势必脱了换睡衣,睡衣没有口袋,那张钞票怎么藏?万一母亲洗衣服,摸出钱来,又怎么了得?书包里不能放,父亲等我们入睡了会去检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亲会在一旁看。抽屉不能藏,大弟会去翻。除了这些地方,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地方了,毕竟属于我们的角落太少了。

既然姐姐讲故事收钱,不如给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负。

于是我问姐姐有没有钱找?姐姐问是多少钱要找?我说是一元钱,叫她找9角来可以开讲恋爱了。她疑疑惑惑地问我:“你哪来一块钱?”我又脸红了,说不出话来。其实那是整张5元的,拿出来就露了破绽。

当天晚上我仍然被拉着去看了医生。母亲说给医生的病况是:一天都脸红,烦躁,不肯讲话,吃不下东西,魂不守舍,大约是感冒了。医生说看不出有什么病,也没有发烧,只说早些睡了,明天好上学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亲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肯,开始小声哭,脸通红的,哭了一会儿,发觉家里的工人玉珍蹲着在给我洗腿,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5元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

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父亲在客厅坐着。

我赤着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地丢到五斗柜跟墙壁的夹缝里去。这才逃回床上,长长地松了口气。

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只吃了一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地对着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了。

“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

我吃了饭,背了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着:“妈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吧!找到了就好。”

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地掠了我一眼,我脸红得又像发烧,匆匆地跑出门去,忘了说再见。

偷钱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给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元钱,自己记账;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一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母给了我一盒外国进口的糖果,他没有慢慢吃之类的话。我快速地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一张一张将它们贴在玻璃窗上等着干。

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地度过。

等到我长大以后,跟母亲说起偷钱的事,她笑着说她不记得了。又反问:“怎么后来没有再偷了呢?”我说那个滋味并不好受。说着说着,发觉姐姐弟弟们在笑,原来都偷过钱,也都感觉不好过,这一段往事,就过去了。(梅力摘自2001年4月28日

《现代女报》)
(作者:三 毛 字数: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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